梁启超传

这种工作，固然并不难，但也不十分容易，你们努力罢！
  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很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一个人来这世界上一趟，住几十年，最少要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最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徐志摩！你是有相当天才的人，父兄师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性爱情以外，还有你应该作的事情没有，从前因为你生命不得安定，父兄师友们对于你，虽一面很忧虑，却一面常常推情原谅，苦心调护，我要问你，你现在，算得着安定没有，我们从今日起，都要张开眼睛，看你从新把坚强意志树立起，堂堂的作个人哩！你知道吗？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作伴侣，如何的积极的鼓舞他，作他应作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就专以爱他而论，爱情的本体是神圣，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何才能令神圣的本体实现，这确在乎其人了。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你们今日在此地，还请着许多亲友来，这番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告诉你们对于爱情神，负有极严重的责任，你们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对于满堂观礼的亲友们，负有更严重的责任。你们请永远的郑重的记着吧！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明白我这一番话没有？你们愿意领受我这一番话吗？你们能够时时刻刻记得起我这一番话吗？那么，很好！我替你们祝福！我盼望你们今生今世勿忘今日，我盼望你们从今以后的快乐和幸福常如今日。（见李翰章：《诗人徐志摩评传》，转引自《近代名家评传》二集，424～425页）
  婚后的徐志摩很快就带着新夫人陆小曼回到硖石老家。1926年12月间，北伐军打到浙江，硖石一带正处在战线的中心，徐志摩夫妇又仓促离开老家，来到上海。此后这段时间，直到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徐志摩的生活可以说是更加糟糕。他不仅没有“谨严深切的反省和勇猛精勤的悔悟”，“把苦痛根芽，剗除净尽”，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不能自拔。也许，他有时也会想起老师的这番话，但他实在做不了他爱着的这个人的主，而只能与她一起沉沦。梁启超担心徐志摩“将来苦痛更无限”，希望陆小曼不要“把志摩累死”，想不到这些话后来都成了“谶语”。
  梁启超辞世，诗人飞天
  这期间，他与老师见面的机会似乎很少。一方面他很少北上京津；另一方面梁启超也不再南下。自从1922年底在南京讲学期间突发心脏病，他即遵医嘱“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27页）他的健康状况就在此时敲响了警钟。此后，又经历了夫人、老友的去世，讲学、著述的辛劳，时局及生存环境的恶化，都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曾坦白，便血之症是从1925年初就发现了，只是不痛不痒，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重视。后来经X光检查，发现右肾里头有一个小黑点，于是怀疑可能是患了“癌症”。他的夫人既死于癌，他对“癌”也就多了一些惊恐。他曾说：“我对于我自己的体子，向来是狠恃强的。但是，听见一个‘癌’字，便惊心动魄。因为前年我的夫人便死在这个癌上头。这个病与体质之强弱无关，他一来便是要命！我听到这些话，沉吟了许多天。我想，总要彻底检查；不是他，最好；若是他，我想把他割了过后，趁他未再发以前，屏弃百事，收缩范围，完成我这部《中国文化史》的工作。”那时，“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同上，1000页）
  不过，被认为有问题的右肾摘除之后，便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割后二十余日，尿中依然带血”。（梁仲策：《病院笔记》，见《追忆梁启超》361页）于是人们纷纷怀疑协和医院手术出错，把梁先生的好肾摘除了。陈西滢、徐志摩等先后撰文，讨伐协和。文章在《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上发表，引起北京社会极广泛的关注。这时，梁启超便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他这样说明写这篇文章的理由：“一来，许多的亲友们，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何如，都狠担心，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二来，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我应该凭我良心为相当的辨护。三来，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99页）这件事也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为人处事的原则性，哪怕自己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个肾，他也不希望由于医生诊断的偶然失误，而引起人们对协和医院乃至对医学科学的不信任。这是他的一贯态度，尽管他曾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科学万能提出过质疑，但他也曾请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他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2页自注）这也是他在“玄学与科学”论战中所持的态度。现在他又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为科学辩护，在他看来，西医正是科学的代表，为西医辩护，为协和辩护，也就是为科学辩护。他在文章最后诚恳地写道：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他所得的智识，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这话真是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1001页）
  但是，他的病却始终不见好转的迹象。这期间他先后辞去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储才馆、清华研究院，以及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等事务，“俾得解除责任，安心养病”。（《梁启超年谱长编》，1188页）但他的病情，到1928年秋天，还是变得日益严重起来。梁思成等儿女在父亲去世后写了《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追述当时的情形：“九月二十七日，痔疮复发，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医者谓恐流血过多，不宜割治，故每日服泻油者盈旬，痔未愈而食欲全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未放弃著述，住院期间，为了撰写《辛稼轩年谱》，还在托人寻觅有关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拟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热度不稍退，体气渐就衰弱，在津寓约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11月27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经检查发现，痰内有毒菌，肺部及左肋也发现病变。据说，“此病在美国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愈，一人尚医治中。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参考”。（同上，1199～1201页）直到1929年1月11日，他还张罗着要自办六十岁大寿呢，但到了1月15日，病势突然加重，延至1月19日下午2时15分，一颗始终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两年来，徐志摩虽说一直未曾北上，但他仍然惦记着老师的病情。1928年12月3日，他游历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印度之后，刚刚回到上海，马上写信给表弟蒋复璁，劈头便说：“第一事急于要问的是梁先生的病，听说蹇老有电来，说病情不轻，不知如何？果然者，我日内当北上省师，当不出十日也。”（《徐志摩全集》第六卷，443页）
  他大约是12月20日晚起身的，因路上遇到碰车事故，22日晚11时方到北京。金岳霖、丽琳、瞿菊农都来车站接他。第二天是星期一，他一早就去协和探视梁启超。他在12月25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梁先生的病情谁都不能下断语，医生说希望绝无仅有，神志稍为清宁些，但绝对不能见客，一兴奋病即变相。前几天小便阻塞，过一大危险，亦为兴奋。因此我亦只得在门缝里张望，我张了两次：一次是躺着，难看极了，半只脸只见瘦黑而焦的皮包着骨头，完全脱了形了，我不禁流泪；第二次好些，他靠坐着和思成说话多少还看出几分新会先生的神采。昨天又有变象，早上忽发寒热，抖战不止，热度升至四十以上，大夫一无捉摸；但幸睡眠甚好，饮食亦佳。老先生实在是绞枯了脑汁，流干了心血，病发作就难以支持；但也还难说，竟许他还能多延时日。”（同上，148页）
  此信所显示的信息，多少透露了梁启超病情的严重程度，看来已经生命垂危了。当时他与蹇季常、蒋复璁已经谈到梁启超的身后布置。回到上海以后，他在次年（1929年）1月5日致信蒋复璁，仍在询问：“梁先生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