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到沪三日，未闻消息，或有转机耶？盼去协和一问。……（人参服后见效否？）上海诸友均极怀念也。”（同上，443页）
  十天后，1月15日，徐志摩又去一信，询问“任师闻有转机，果人参有灵耶？抑天如（唐天如，梁启超好友，著名中医）之功”。（同上，444页）恰在这封信里他提到：“适之先生明日北上。”而胡适1929年1月19日的日记则记载：“夜九点多钟到北京，叔永（任鸿隽）与白敦庸来接。到了叔永家中，抬头见梁任公先生写的一副对子，我问任公病如何，叔永说，‘你也许见得着他。’殊不料任公此时已死了八点钟了！他是这一天下午两点一刻死的，叔永还不知道，我们到次日看报才知道的。”（胡适：《胡适的日记》，见《追忆梁启超》，433页）
  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徐志摩就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商量其身后事如何安排，信中说：梁先生竟已怛化，悲怆之意，如何可言。计程兄昨晚到平，已不及与先生临终一见，想亦惘惘。先生身后事，兄或可襄助一二，思成、徽音（因）想已见过，乞为转致悼意，节哀保重。先生遗稿皆由廷灿兄（梁廷灿，梁启超的侄子。）掌管，可与一谈，其未竟稿件如何处理，如《桃花扇考证》已十成八九，亟应设法续完，即由《新月》出版，如何？又《稼轩年谱》兄亦应翻阅一过，续成之责，非兄莫属，均祈留意。《新月》出专号纪念，此意前已谈过，兄亦赞成，应如何编辑亦须劳兄费心。先生各时代小影，曾嘱廷灿兄挂号寄沪，以便制版，见时并盼问及，即寄为要。今晨杨杏佛来寓，述及国府应表示哀悼意，彼明晚去宁，拟商同谭、蔡诸先生提出国府会议。沪上诸友拟在此开会追悼，今日见过百里、文岛及新六等，我意最好待兄回沪，主持其事。兄如有意见，盼先函知。又宰平先生等亦有关于梁先生文章，能否汇集一起，归兄主编，连同遗像及墨迹（十月十二日《稼轩年谱》绝笔一二页似应制版，乞商廷灿），合成纪念册，何如？蹇老亦盼与一谈。叔永、莎菲均候。（《徐志摩全集》第六卷，256页）
  隔了两天，1月23日，徐志摩再次致函胡适商谈此事：昨天与实秋、老八谈《新月》出任公先生专号事，我们想即以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号，想你一定同意。你派到的工作：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计画别的文章。关于第三，我已有信致宰平，请他负责梁先生传记一部。在北方有的是梁先生的旧侣，例如蹇老、仲策、天如、罗孝高、李藻荪、徐君勉、周印昆等，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我的意思是想请宰平荟集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你以为如何，请与一谈。我们又想请徽音（因）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但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盼见时问及。专号迟至三月十日定须出版，《新月》稿件应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收齐，故须从速进行。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毁人亡，年仅三十五岁。图为浙江海宁徐志摩墓地内其代表诗作《再别康桥》石刻。
  此外，梁先生的墨迹和肖像，我上函说及，你以为应得印入专号的，亦须从早寄来制版。在沪方，新六允作关于欧游一文，放园亦有贡献，实秋及我都有，通伯、一多处亦已去函征文。还有我们想不到的请你注意。我们想上海的追悼会即在开吊日同日举行，明日在与君劢商议，容再报。（同上，257～258页）
  为了编纂一本梁启超纪念专号，徐志摩表现出极大热情，做了大量的筹措工作，可以说尽心尽力，细心周到。但事情进行得似乎并不顺利，原定三月十日必须出版的专号，直到三月五日尚无着落。他在当天写给英国朋友恩厚之的信中还提到此事：最后我要告诉你，有两件事使我一直忙个不停的，就是梁启超在我离北京后三周，即一月十九日，逝世了，年纪不过五十六岁。这项使人伤感的消息你一定在报上读到了。他的死对我和不少的人，都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因为在他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完美学者的形象，而且也知道他是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人。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胡适和我正在编纂一本约在五月可以面世的纪念刊，盼望对梁先生的伟大人格以及多面性的天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另一件就是我在筹备一个全国美术展览，约在一个月后开幕。（同上，365页）
  徐志摩为这本纪念刊费尽了心血，可惜，一直未见其顺利出刊。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学者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希望发掘其中的隐情，却至今未有线索。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暨南号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毁人亡，年仅三十五岁，距离梁启超逝世只有一年零十个月。
  
  第十九章 寂寞身后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告别了这个曾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又让他恋恋不舍的世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五十六岁。
  2月17日，北平、上海同时举行公祭活动，以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全部心血的伟大人物。北平的活动安排在广惠寺内，天津《益世报》为此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其中有《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约有三千余件。据闻梁氏讣闻，仅择其素昔有关系者而送之。冯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泽谦吉、籍忠寅、曹纕蘅、刘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因）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全场均为喑呜之声笼罩，咸为所黯然。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梁启超年谱长编》，1206页）
  《申报》也报道了上海追悼会的情形：
  新会梁任公氏逝世后，已于前日（二月十七日）在北平广惠寺开吊，上海方面亦于同日假静安寺设席公祭，由诗人陈散原（三立）先生及张菊生（元济）先生等主持其事。昨日上午九时后吊客纷临，有孙慕韩、蔡元培、姚子让、唐蟒、叶誉虎、刘文岛、高梦旦等，不下百余人。学生及商界中人来者甚众。南京指导部某君与梁素昧生平，亦专来吊祭，并在礼场上声言：“论私益则知识及立志悉仰新会之启迪感化，论国事则振发聋聩为革命造基业，新会之功不亚孙、黄，故虽绝无交谊，特来致敬。”（梁启超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同上，1208页）
  古人云，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只能说是例外。
  1929年9月9日，梁启超的遗体悄悄安葬于北平香山卧佛寺之东坡，其门生张其昀就显得有些不安，他注意到：“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追忆梁启超》，120页）他还担心：“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于近代历史不能为公平之纪载。”所以，他“北望西山，不禁为之泫然者矣”。（同上，125页）
  张其昀的忧虑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此，梁启超于生前便有预感和先见。他在1927年岁末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就曾提到：“几日来颇想移家大连，将天津新旧房舍都售去，在大连叫思成造一所理想的养老房子。”他甚至担心北洋政府的倒台，可能影响到女婿周希哲加拿大总领事的职位，安慰他官做不成也不要紧，还可以做生意。（《梁启超年谱长编》，1167页）
  1928年6月10日，他写信给尚在欧洲旅行的梁思成，告诉他“北京局而（面）已翻新”，所以，先前所说他去清华任教的计划只好作罢，“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你安能插足其间”？他劝思成到东北去，“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同上，1179页）
  6月23日，他又写信给女儿思顺，报告北京政局发生变化，北洋政府已被南京政府所取代，“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别人且不管，你们两位叔叔、两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除七叔外，七叔比较的容易另想办法），个个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全家十几口，嗷嗷待哺，真是焦急煞人。现在只好仍拼着我的老面子去碰碰看，可以保全得三两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