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红学”之疑

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一）学术观点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胡适于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蔡元培对《红楼梦》研究非常认真，《石头记索隐》是一本“索隐”性质的红学著作。他把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同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如以贾宝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此外，他还将其索隐派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了一套索隐的方法，即他本人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
  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批评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红学”“走错了道路”，是“绝无道理的附会”。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
  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适将刊有《红楼梦考证》的亚东版《红楼梦》送了一部给蔡元培。蔡元培复信说：
  《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写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同样，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听取意见，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
  （二）学者的风范
  双方的态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随时沟通的气氛中进行，不失学者的风范，就令人钦佩不已。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
  （三）辩论的成果
  批评和论争是发展学术的必要方式。学术上的是与非，是在学者们的研讨、争论中才能辨清的。经过胡、蔡之间的论争，“索隐红学”很快在读书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学术地位。胡适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形成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学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为一门学科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推动了红学研究。1964年8月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客观的。
  学术界普遍把《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论断，虽经百年时光的冲击、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着里程碑的性质。
  三、与刘心武先生争鸣的意义
  我与刘心武先生争鸣，其意义首先在学术探讨，彼此补益，促进研究。
  刘心武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
  何谓探佚学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为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说：
  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给出可能的设想……
序言二(3)
  探佚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不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个界限。探佚学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做的，他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所以，蔡义江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这是我们同刘心武先生之间的分歧之一。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是当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红学中的反映，所谓“平民红学”这个提法尽管不准确，但它向从事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专业人士”发起一场挑战。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
  刘心武文化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其讲授的内容所带来的隐性的负面影响，常常不会为大众群体所识别。所谓的“秦学”是经过多次的渐变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记，可以找到胡适“自传说”的胎痕，经周汝昌推向极至，又经过变构，及延至刘心武开创“秦学”。“秦学”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派“红学”，但它比同类型的索隐派对广大观众有更大的误导作用，是因为他将索隐、探佚故事化，以文学的感染力打动读者或观众。
  （二）“秦学”与曹家本事合流，使广大观众更加信以为真，以为是在还原“曹雪芹的构思”。因为广大观众毕竟不是学者，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何况又是名作家说的。
  （三）“秦学”解构了《红楼梦》的精神、意蕴和哲思，却以电视讲座这一大众化的消费形式去推广，以猜谜这种通俗的民间方式表达，颇受观众的欢迎。在悄悄而不为人所注意地向观众偷换《红楼梦》真正的审美价值。
  最后，我认为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过程，也是清理我的学术思想、锤炼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写作水平的过程。
*第二部分
  对待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提出“秦学”的观点，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刘心武的秦学，最近炒得很热，其实根本不值一驳。他的要害，首先在无文献版本的根据；其次是误导观众。”但也有的学者指出：“刘心武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好好研究。”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1)
  对待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提出“秦学”的观点，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刘心武的秦学，最近炒得很热，其实根本不值一驳。他的要害，首先在无文献版本的根据；其次是误导观众。”但也有的学者指出：“刘心武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好好研究。”
  新时期以来，红学的争论不可谓不多，而大多都囿于学术圈。像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能引起这么大轰动效应，而且是在社会的基层、普通民众中间，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他的说法，都必须承认这股“红学热浪”是空前未有的，是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对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能简单地说好或说坏，更不能依据过去的成见或者直觉而做出判断。从社会文化视觉来看，刘心武先生在央视讲《红楼梦》，从形式上实现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这是“刘心武现象”的正面效应；但他借助《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用宫闱秘事猜谜偷换了《红楼梦》的审美价值。这是“刘心武现象”的负面效应。
  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这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明白的。对此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的几则报道。
  报道之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沈沣）
  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播出时聚集了超强的人气，一时间男女老幼皆谈“红楼”。
  ......
  刘心武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红学”为某些专业人士独享的传统观念。“自己这回到CCTV-10讲《红楼梦》，算是获得成功了么？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①
  报道之二：刘心武：研究《红楼梦》向曹雪芹学习（摘抄）
  田小沛(以下简称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否可以认为是您创作的延续？您能谈谈您的创作观吗？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之所以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