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红学”之疑

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我对自己的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田：我们有一种感觉，您并非是为着纯粹的“娱情”而讲《红楼梦》的，您能否谈一谈您的《红楼梦》学说与当下的社会人文风气有没有关联？展开说，当下的“红楼热”有没有社会学寓意？  
  刘：有的。在当下，尊重我们的母语，尊重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尊重非急功近利的铸造民族魂魄的细致工程，尊重渐进式的社会改良，都可以从阅读、分析《红楼梦》入手，来加以推进。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不同的人士还可以从许许多多另外的方面，来推进我们的社会进步......
  报道之三：刘心武为读者签名并认真回答读者的问题（摘录）
  刘心武现身北京图书大厦，为新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做签售活动。刘心武表示很欣慰：能让《红楼梦》的优美泽被普通民众，这是为普及古典名著做了“功德”。
  ……
  看到这么多普通人在自己的诱导下，纷纷走进《红楼梦》博大精深的世界，让一门正在被遗忘的“显学”再度焕发荣光，刘心武兴奋地说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他特别提到，现场有一大批年轻的读者，他们因为听了这个讲座，产生了阅读和探究《红楼梦》的兴趣，这是让他尤为高兴的事。
  类似的报道还很多，就不一一摘抄了。不难看出无论是记者报道，还是刘心武先生本人的表述，都强调了一点：“平民红学”。
  我们先看一看刘心武先生对“平民红学”的表述：
  第一、“平民红学”的提出，第一次在红学研究史上明确地区分学术群体的社会性和阶层性。号称“平民红学”，无疑是代表大众文化中的流派或文化群体，有别于从事传统文化中的“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前者是民间，后者是专业。前者是下层；后者是上层。
  第二、“平民红学”的出现，仿佛红学研究今天才走向大众，走向民间，走向基层。意味着过去“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长期占据红学文坛，专业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一道藩篱”。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的，“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第三、“平民红学”的出现，开始平分天下，占据了自己的地盘。不仅打破了“机构”和“权威”的垄断。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刘心武兴奋地说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2)
  从中国文学史考察，市民文学的兴起，是以勾栏瓦肆的说讲和演唱的出现为标志的。它是伴随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出现的，以词曲、小说和戏剧形式为突出的特征。自它兴起之日，就显露了勃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下层民众的喜闻乐见而与典雅的正统文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平民红学”不具有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独特的文学特征，它只是将《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方式转换为电视媒体形式，何况它的内容是中国文学的名著，不会因为传播的形式而改变《红楼梦》的文化品味和审美价值。我认为：刘心武先生提出的“平民红学”是不可取的，不过“刘心武现象”却值得认真研究。
  一、刘心武现象寓示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
  那么到底“平民红学”内容是什么？“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又代表什么？为什么刘心武先生号称自己是“平民红学”？也许解读这些问题正是分析“刘心武现象”的关键所在。
  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治化、一元化的文化必然要走向大众化、多元化，在这种态势下，以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文化的流行，就势在必然了。
  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而且以生机勃勃、咄咄逼人之势，与以学术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双峰对峙、平分秋色的局面。因此，大众文化是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格局发展和变化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大气候的确立，为大众文化的萌动和勃发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现代传媒事业迅猛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手段；广大民众的丰富生活、舒缓紧张、宣泄情绪等的多元化则为大众文化提供了受众基础，大众文化出现的正面效应对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港台文化和西方大众文化影响和渗透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繁荣与混乱并存，狂欢与堕落同在，使得大众文化在生成过程中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是一种世俗性文化，它追求时尚，迎合大众，以感官刺激为最高的选择。特别关注自我、直面当下生活、倡导物质享乐，主张“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这种并不关心文化产品是否具有人文价值和教化功能的大众文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领风骚三五年，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和瓦解。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掷出“平民红学”这块石头，投向了学术界的深潭，溅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刘心武先生所说的“平民红学”，就是将自己定位在大众文化的格局上，而将奉传统文化为圭臬的那部分“文化精英”视为“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这种对立的潜台词，意味着过去红学研究长期囿于学术界，而漠视或者忽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部名著了解的渴望和需求。并把这个受众群体的空白地带，视为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身为著名作家的他为什么如此定位呢，仅仅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显示，或是一种时下流行的煽情吗？显然不是这样，而有着实实在在的文化内涵。
  传播学者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长，例如语言是人的肢体表情的延长，文字是视觉的延长，广播是人听觉的延长，那么作为视听传媒的电视，就是人的视觉与听觉同时的延长。可见，电视的魅力是多么的神奇，电视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大众文化借助电视传媒手段带来了新的契机。传统的文学是书面语言传达出来的意义，通过语言符号，使人们领略文本深层的意蕴。当然就要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而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则是直观的，其受众面之广，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大众文化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是因为这些媒介的巨大影响。
  刘心武先生和央视《百家讲坛》正是看到这一点，并有效地运用这一手段，将《红楼梦》名著阅读转换为电视播讲，收到前所未有的效应。当人们习惯了文本阅读，在面对电视讲座没有显示出来特有的关注的时候，他已经从学院式的研究走到电视传媒的平台，从书斋走向了民间。这不仅仅在于其受众群体之广大，更重要的是谁出镜，谁长时间占据着电视传媒的空间，谁就占有了话语的控制权。出镜人物虽然不一定具有权威，但他们借助媒体的话语控制权却行使了“权威”的权力，由电视传媒的代言人转变为“权威”的代言人。
  今天这个“热”，明天那个“热”，也许是文化浮躁的现象，然而现象的背后，却潜在一种变化。冷眼观看刘心武“红学”热，便会发现他有自己的特征：学术的娱乐化、探秘的欲望化和受众的平面化。所谓“学术娱乐化”，是指在这股热浪的下面，并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研究《红楼梦》，而大多数是在崇尚《红楼梦》的心理驱使下，以娱乐的心情听他讲得挺有趣、挺新鲜，听完一笑了之。所谓“探秘的欲望化”，刘心武一面把自己的“秦学”称为学术研究，一面又把它下嫁到低俗的层面，言其“揭秘”。有意而为之，制造悬念，迎合民众的猎奇和探秘的心理。特别是“宫闱秘事”的猜谜更强化了探秘的欲望。所谓“受众平面化”，是指观众的主体是青少年学生和退休人员，他们大多没有读过《红楼梦》，或知之甚少，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这三点是“刘心武现象”的表征，在热浪漩涡的中心，蕴含的则是探佚与索隐交流而生成的合力，并向“平民意识”趋动的情感动因。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3)
  刘心武新时期小说创作走进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对话中心，成为当代国内外令人瞩目的作家，在红学研究上也把学术的话题带进多元文化格局的平台。“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向学术界发起挑战，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传统文化是文本意义的研究模式，而大众文化则要求文本意义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内容向媒介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