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红学”之疑

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如能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传媒手段，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刻的人文关怀、合理的价值观念、丰富的思想情感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优势互补，必将会开创出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也许刘心武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把《红楼梦》带到了电视讲座，从而走进了千家万户，掀起“红楼”热浪。
  学术界的许多学者苦苦地在日渐荒芜的学术领地守望，只懂得在一个层面，即学术上对话。这是他们执着和可爱的一面；而他们长期远离基层、远离大众、远离书房外面喧嚣的世界，对“刘心武现象”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提出的新课题，毫无知觉，这又是他们木然和可叹的一面。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以其特有的娱乐性、流行性、通俗性，以及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揭示，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些都是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无法企及的。把平民百姓的生活引到了时代舞台的中心，在文化领域开拓出了一片新的绿地，是大众文化之所以能赢得普通百姓青睐的重要原因。多年来，我们的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更多地讲的是思想性，强调灌输、启蒙和引导，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相反，那些低俗的搞笑、宣泄的狂欢、无益的猜谜等，却乘虚而入，赢得很多观众或听众的心。
  二、刘心武“揭红”使名著变了味儿
  《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国人心目中，永远富有无穷的魅力。以刘心武先生自身为例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回答记者说：
  有人误解，说我是因为写不出小说了，才研究《红楼梦》，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还有人说我因为出不了别的书，才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
  田：您个人从创作走向研究，和其他研究出身的人相比，在研究上有什么不同？
  刘：上面讲了，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CCTV-10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图书市场上各类“红楼论著”尽管层出不穷，但是在刘心武先生的央视播讲《红楼梦》的比照下，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他这位当代颇为令人瞩目的走红的小说家，在他引发的红楼热浪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近期发表的小说创作远不如他的《红楼梦》研究那么引人瞩目，这种文化现象说明受众群体的一种心理。受众心理一般来说，既有传承的心理积淀意识，又有现代化的诠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品，如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小说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之所以称为经典，原因就在于她本身具有极高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价值，体现出了丰富的人的情感世界和语言艺术的精妙；无论对于哪一个时期，《红楼梦》都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国人心目中是任何作品都无法比拟的。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们精神视野的提升，世俗品味就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对一种更高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的渴求，也渐渐凸显出来。
  “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明是《红楼梦》讲座，实为从《红楼梦》文本索隐、考证、探佚出一些碎片，把它重新编织成一个“秦可卿”的故事。或者说，它像黑洞一样吞噬着《红楼梦》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红楼梦》经典名著的价值在被悄悄地改变，崇高的文学品味在慢慢地变味。他以揭秘的形式，背离了《红楼梦》文本的基本内涵，从而误导了广大观众。这实质就触及到了一个要害问题：阅读导向。从受众群体的大多数来看，国内的西部比东部热，下层比上层热，其中有两大群体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青少年学生；二是退休人员，他们渴望了解《红楼梦》的知识，但又受地域学术信息的封闭，个人知识层次的局限，分不清刘心武先生讲的“秦学”与《红楼梦》文本的区别，只感到“秦可卿故事新编”新奇，有意思。有的人说：“讲的好啊，听得让人入迷，也算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名著了。”这就是说在这样的受众群体中，把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当成了《红楼梦》文本的解读，引导他们以为《红楼梦》就是猜谜、揭秘，产生了误导的负面效应。刘心武先生无论怎样探佚，都是个人的事。即使到学术界去讲，那些学人自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无关紧要。然而对于那些受众群体的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和退休的人员来说，就等于把他们领上歧途。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另外从出版和媒体来看，也有很大的炒作因素。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部书的封面加一个条幅，上面写到：“2005红迷追捧第一书”、“刘心武‘完全’揭秘红楼梦”；同样《红楼望月》封面也加一个条幅，上面写到：“《百家讲坛》超人气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全文字典藏版”。央视《百家讲坛》用“揭秘”二字冠名，迎合人们的猎奇、探秘的心理。总之，宣传炒作导向的错误倾向，给人一种印象，彷佛《红楼梦》是一部谜语大全，以此吸引读者，误导听众，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理，使人陷入一种怪圈，越揭秘越猜，越猜得邪乎越来精神。因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本身就建立在永远解不开的谜底的基础上。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4)
  从文化学的视野审视，大众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传统文化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是经过许多代人的继承和创新，才逐渐形成的，而大众文化显著特征之一是消解了文化的层面，即它把传统中关于文化的高级与低级、经典与粗俗的定位作了否定，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把某种权威、经典、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被戏弄的地步，因而缺乏一种提升国人文化品味和文化素养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
  传统文化特别是精英文化与知识阶层，尤其是与权威大家的传播和创造是不可分离的。他们长期把持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一旦这些传统文化被调侃，被戏说，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剥夺了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秉有的话语权。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地盘不仅挤占，而且还表现出“为民请命”的姿态。试想学术界的家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风光，在中央电视台一连几十集讲《红楼梦》呢，又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幸运，一连出版那么多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呢，还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大手笔，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当然，这其中也积淀着“名人效应”，刘心武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嘛！也许换个人讲，就不会如此之热了。
  三、“平民红学”背后的个人学术情结
  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刘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红学”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是与他创作上倾向“平民文学”、“平民传记”的思维是一致的，何况作家与学者专家确实有不同的文化视野，总是带着洞悉生活，与时代对话的心态，把《红楼梦》研究的定位也贴近大众，以平等的心态、平和的方式来讲述。他同记者对话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却走偏了。
  十几年来刘心武先生沿着探佚学的思维模式研究《红楼梦》，开创“秦学”，几乎不为学术界多数的专家们所认可，甚至遭到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的探佚学在学术界本身就处于的尴尬的地位，况且近年来探佚学的研究完全滑进了索隐派的泥坑，只配学人侧目而视。这种在红学界受冷遇与创作界享有盛誉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气。所以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
  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而他本人对探佚学的前进无路却并不以为然，“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他的自信越发使得他对学术界从事《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的专家和学者视为“垄断”，感到压抑，所以才喊出：“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刘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权威”的轻视，但也受到另外“权威”的重视。在研究和写作中一直与红学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奖掖。
  刘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颇多,大概学术观点倾向一致之故，不自觉的与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辙，讲了一些感情色彩过重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