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红学”之疑

曹家又经历了另一场变故。由曹雪芹后来的处境来看，这场变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败得更彻底。
  ……到乾隆四年，以弘皙为首的“逆谋”案件便发作了。
  现在所能知道的情况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弘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馀人亦都革爵。
  ……
  曹雪芹家，从雍正末年，经过乾隆改元一段时间，大约维持了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后的宣告彻底败落。
  刘心武先生在《红楼望月》“月色凄迷”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日月双悬之谜”和“秦可卿原型大揭秘”都谈到了“弘皙逆案”，至此，这段未有明确的史书记载的事情，被他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讲述：
  ……
  胤礽在王位继承中落败后，康熙另外的儿子们展开角逐，最后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雍正得到了宝座，胤礽死在雍正二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弘皙被以理亲王的身份移出宫去，安排在现昌平区的郑家庄居住。雍正原以为弘皙不过是“死老虎”的弱后代，集中精力去对付其他政敌，谁知曾被康熙喜爱的弘皙却以“嫡王孙”自居，在雍正暴薨、乾隆继位后，竟图谋政变，他在郑家庄另立内务府，一些被雍正厚待过的王爷及其与弘皙平辈的皇族，集结在他周围，在乾隆四年，他们举事，险些成功，不过最后仍被乾隆破获扑灭，也就是在“弘皙逆案”中，曹家才受牵连而彻底覆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我这极其简要的概述中，你是不是已经憬悟：曹雪芹写《红楼梦》，那素材里隐藏着一个太子胤礽，以及他的儿子弘皙？所以书里借秦可卿嘴说“三春去后诸芳尽”（曹家虽在雍正六年被抄家治罪，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乾隆一上台就实行的怀柔政策使曹家一度回黄转绿，但在乾隆元年到三年这三个好年头过去后，在第四年的“逆案”里，生活里的曹家和书中的贾家，就家破人亡各奔腾了！）。
  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而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
  心武的考证和探佚其实更有诱惑力
  刘心武先生从周汝昌那里接受的学术观点自不必多说了，但和周汝昌考证和探佚相比，有哪些新的发展和新的特征，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刘心武把自己的研究归纳为“秦学”，并从理论上划分出四个层次，最后落脚点还是探寻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恢复《红楼梦》原来的面貌。这与周汝昌先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半个世纪前，周汝昌先生与其兄周祜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石头记会真》的对勘工作，疏理考证、筛洗粗陋，终于出版了这部浩繁的书籍，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曹雪芹《红楼梦》的真文本意。但刘心武先生不同于周汝昌先生的是，他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真正使探佚走向了文学化、故事化
  刘心武先生是一位作家，他的红学探佚具有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文学化、故事化。探佚并不是像一般人的理解，只是对《红楼梦》具体的情节和人物作一些索隐和考证，而是有更高的追求。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从事探佚学研究的梁归智的解说：“因为探佚的具体操作固然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但这种‘显示’并不是探佚的最终目的，它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探讨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也就是‘悲剧性质、价值观念’等‘形而上’层面的‘清醒的认识’。
  红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是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因而不能进入《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殿堂，不能与曹雪芹的心灵作深层的对谈，也就是不‘解其中味’。”
  梁归智先生所说的“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在刘心武先生那里不但不缺少，反而是优长。刘心武自己也这样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有我的优势，我会写小说，我把我的研究成果以探佚小说形式发表。”刘心武就是根据脂砚斋残言断语的简单而又模糊的提示或点拨，生发出了“秦可卿故事新编”。这是他比其他搞探佚学的人更能赢得普通读者或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4)
  第二，刘心武的解说通俗化
  目前有关红学的著作没有比刘心武的解说更通俗的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的一个原因是：话语通俗方传远。周汝昌的文章有“掉书袋”之嫌，本来能够说明白的话，有时还要添上一两个一般人都不认识的字眼，如强调荣禧堂那副对联隐语的意义：用一个“隐语”就说能清楚，再重复一个“廋词”，还是隐语的意思，多一个生僻的字眼，有何用呢？刘心武的文章当然和电视讲座有关，但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通俗的解说。脂砚斋对宝玉的考语是“情不情”，刘心武先生在这里马上解释：“第一个‘情’是动词，第二个‘情’是名词，她说黛玉的考语是‘情情’，第一个字是动词，第二个字是名词，黛玉是把她的感情只献给她爱的那个人……”整部书都有这样通俗的解说，是他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他使用“原型说”来解释他的索隐和探佚，更具有诱惑力
  “索隐”这样的字眼，在红学史上多少有点贬意，而“原型说”是中外文化理论交流中引进的一个理论词语。它是文学从原型语义学借用过来的，语义范畴有家族相似性的特征。所谓语义范畴的原型性，就是一个由原型程度不一的成员组成的范畴，原型程度高的成员构成该范畴的中心，代表了该范畴的原型特征，而那些原型程度低的成员就构成了该范畴的边缘。不难看出，语义范畴的大部分变化都是通过引申机制，如隐喻、转喻、联想等方式从原型发展而成的。文学形象的形成也如同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一样，也是从原型发展而来。当然，刘心武先生使用这一词有理解不当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放到下一章专门解释。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1)
  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十几年了，他很坦诚地告诉大家他的学术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的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他没有对此问题细说下去，但讲述或行文，常常提到“原型”这个词。
  外国文学关于原型批评，是从神话、故事等作品中，寻求文化的薄层下，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恒久模式以及社会和自然的某些规律。所谓“原型”，是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模型。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若干“定型的套式”存在。在神话研究中被称为“母题”；在人类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原始思维”。该民族的文化原型就寄寓在这些定了型的母题或原始思维之中。显然，刘心武先生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一种研究方法。因而首要的问题，先弄明白他到底对“原型”是如何理解的，才能展开关于“原型”的对话。
  刘心武关于“原型”的表述：
  我自己也写小说，虽然我是一个远不能跟这些大师相比的写小说的人，但是我写小说，我也读小说。我就知道小说有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就是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
  这段话既是刘心武先生的创作体会，也是对“原型”的认识。这段话涉及到了几个理论要点：
  其一，“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列举了《红楼梦》一些人物，如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北静王的原型是允禧与永瑢、贾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贾母的原型是李煦之妹。我们知道：“自叙性、自传性”小说都有传主，即主要人物。而像贾代善只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讲到贾府五代人的谱系时才提到的，从来也没有出现。曹寅是历史人物，当他们被看成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时，是指“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性质，实有其人，还是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素材，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红楼梦》的“自叙性、自传性”与“生活原型”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这应当是对话的前提。先弄明白我们讨论的范畴。过去有的批评者往往操小说典型的理论，去批评“自传性”的说法，各说各的理，批评者针对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被批评者根本不买帐。
  其二，“原型”与“虚构”、“想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