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红学”之疑

刘心武先生将“生活原型”分为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后，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他举过一个“曲柄七凤黄金伞”的例子，是一个原型细节。用来说明康熙和雍正朝的仪仗使用的伞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从这种真实的原型细节，证明《红楼梦》第十八回以后是写的乾隆年间的事情，从这来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中的形态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与“虚构”、“想象”之间存在着关系，原型细节不存在着“虚构”、“想象”，是真实可考的。因而，区分“生活原型”的类别，是研究它们在小说中的形态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认识文学作品艺术真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要“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象，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写生命，写个性是文学的根本所在。于是他在不经意中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理性课题：原型材料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而赋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础”是什么？
  刘心武讲这段话的时候，也许并不像我们作深入的思考，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这样。但正是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触及到了学术界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都沿着一条传统的思维模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就很难进入到一个理论的层面，从学术思维、学术方法上深入探寻尚待开垦的理论荒原。灯不拨不明，理不辨不清。对话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的理性认识，去辨识那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让红学健康地发展。“刘心武现象”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顾百年红学的风云，虽不能尽收眼底，但有两次方法论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争。胡适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发现了甲戌本《红楼梦》，并批判和廓清了索隐派的“猜笨谜”。因此，刘梦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大讨论。尽管它的学术层面被政治运动的烟尘遮盖了，出现不该发生的悲剧，给后世留下了伤痛和遗憾，但对整个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震撼之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学术发展史所证实，每一次学术的大发展都是先从方法论上打开缺口。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2)
  于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
  原型素材在《红楼梦》艺术创造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原型”与“虚构”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冯其庸先生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主要取材于他自己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和他自己的经历，他是以他身经的时代、家庭和个人的生活遭遇作为他的小说主要生活依据的，无论是小说情节的典型化，时代环境的典型化，封建贵族家庭的典型化以及小说人物的典型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他的家庭和生活经历有关。”这个孕育和成型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创造过程。不仅决定于原型素材的来源，在塑造的文学形象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结构方式。当这些原始素材进入曹雪芹概括、想象等一系列思维过程的熔铸和营造时，便受到他的情感、心理机制等主观意象的制约，导致人物形象创构的不同形态，成功的标准就是性格化。因此，人物性格也可以看作是诸多个性意象的聚合和整体化，此时已无法分辨其原型素材来源是实有还是虚构，否则便是割裂人物的整体性格。另一方面，人物性格与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又构成了同步关系，组成一个以某些主要人物为主体的各个阶层人物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形象体系，也就是小说叙事结构形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小说创造的全过程，其中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无不存在着“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建构。
  论述“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应该从选材、提炼、叙述的不同角度去分析。选材角度存在于主体（曹雪芹）与客体(原型素材)的关系中，曹雪芹面对社会生活，总要选择某一个领域作为表现对象，并在这个领域中考虑从哪一个角度去选材，其中无不渗透着创作主体的认识因素和情感因素。而实际上人的认识又总受到历史、社会和审美的制约，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因而，不可避免地介入主观色彩。
  叙述角度是曹雪芹处理和表达《红楼梦》故事情节的一种方式，也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曹雪芹可以能动地改变现实时空形式，增大审美时空容量和自由度，这也是“虚构”的表现。
  《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是曹雪芹人生体验的凝聚、虚构、升华而成的一个整体叙事结构，是巨大的思想内容贯注其间、人物性格气脉和神韵统一的生命体，尽管她的身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斑点，但都不能因此而否定她自身的完整性。
  《红楼梦》以百年望族贾府的兴衰为历史背景，展开了具体故事的叙述，从外部来说，以贾府为中心，写四大家族的“联络有亲，荣损与共”，并与四王八公的世代交往，结成了上流社会的关系网。从内部来说，贾府有两个支脉：宁国府和荣国府，主子就有二三十个人物，围绕他们且受他们驱使从上到下就有二三百个奴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事无巨细，盘根错节。而又不能像历史著作那样年年岁岁铺排开来，因而故事的重心放到了贾府百年的后期，即贾府嫡孙宝玉少年到出家这十几年里。因此说，读懂《红楼梦》，先要搞清作者是通过什么样的叙事方法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为两个叙事形态：一是前五回作为《红楼梦》故事的蓝图，介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典型环境，给读者一个初步的印象，也就是身临其境，感受贾府；另一个是第六至第一百二十回为《红楼梦》故事的生命历程。这是《红楼梦》叙事的主体，是一座璀灿夺目的艺术大厦，展示出活脱脱的群体人物形象的生命轨迹，包容着巨大的思想内涵。
  前五回与第六回以后所展开的叙事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前五回亮相的人物及他们的性格命运，与第六回以后所展开的艺术生命形态流贯的叙事，形成了互动互补、显隐相彰的动态性叙事形态。前五回宝玉亮相时八岁、黛玉进贾府时七岁，薛宝钗随母进入贾府时九岁，凤姐这时也就是十七八岁，但曹雪芹采用画龙点睛式的笔法刻画了他们性格的核心因素，为张扬他们性格的能量留下了铺张的空间，都将在第六回以后的叙事结构中显示其性格的丰富性，并在贾府衰败这一定势中开拓着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贾府的老爷少爷、奶奶太太，还是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群体青年女子，都被封建的伦理和宗法的网络捆绑在一起，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有的掩饰着内心的淫邪、贪婪、嫉妒和仇恨；有的压抑着青春生命的活力、气血、情感和欲望，总之是互相冲撞、彼此张扬、互为影响地拉扯着……让读者仿佛走进诗意栖居之地，从而获得精神享受的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说：原型材料只不过是红学家搜求考证一些素材而已，而不能视作《红楼梦》人物的原型，事件的原型，因为靠这些原型材料在《红楼梦》生命形态中找不到“家庭特征”，更看不到曹雪芹点铁成金的创作过程。《红楼梦》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曹雪芹家族流传于世的原型材料相对较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曹学”研究的领域，但这并不能改变《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基本叙事特征。“自叙性、自传性”的研究，主要失误表现在：一，混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二，在考证曹家本事和作品评价上本末倒置，以考证代替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3)
  二、“生活原型”其实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所谓的“生活原型”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除此而外，整部《红楼梦》找不到一个“人物原型”、“事件原型”。首先，《红楼梦》将曹家家世与封建上流社会相融合，以个别显示一般。贾家虽然有曹家家世的投影，但更重要的是概括了封建上流社会许许多多类似贾家的共同特征，从而预示了整个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其次，曹雪芹将个人的情感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的追求和欲望相融合，写出了千千万万青年共同的苦恼与不幸，从而展示了人性向新的层面发展的趋势。再次，曹雪芹在回忆往事时，超越了家族和自我，从世道演变和人性本身，对自我评价，对流失岁月、秦淮旧梦进行思考，并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和无奈。
  而刘心武先生在谈“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时说：“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