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这当然问题严重。正好吕惠卿自己又屡屡辞职，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4]
  然而华亭案从熙宁八年五月底立案，审到熙宁九年六月初也没有结果。那些决心扳倒吕惠卿的人便瞒着王安石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夹在其他文件中送往司法部门，企图绕过调查程序给吕惠卿定罪。没想到，吕惠卿在中书省是有线人的，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得到消息的吕惠卿马上绝地反击，不但上书反诉，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15]
  这下子麻烦大了，欺君罔上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吕惠卿对王安石的出卖，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从吕惠卿上书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时间差。如果吕惠卿的揭发材料中真有“勿令上知”之类的内容，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本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七年 四月 十九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七月 二十七 吕惠卿提出手实法
  八月 十七 曾布和吕嘉问同时被罢免
  熙宁八年 正月 初七 参知政事冯京罢，王安国削职为民二月 十一 王安石官复原职
  三月 二十六 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话
  闰四月 二十一 李逢谋反结案
  五月 十六 韩绛为一件小事闹别扭
  二十七 御史开始攻击吕惠卿
  六月 二十八 韩琦卒
  八月 二十一 韩绛罢相
  十月 初二 参知政事吕惠卿罢
  十二 权三司使章惇罢
  十四 罢手实法
  十二月 十五 元绛任参知政事
  熙宁九年 六月 初七 吕惠卿自陈州上书控告王安石十月 二十五 王安石之子王雱卒
  初五 御史中丞邓绾罢
  二十三 王安石罢相，吴充与王珪拜相
  [1]以上王安石复职事见《宋史·王安石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三书均称王安石接到任命即倍道赴京，唯毕沅书称“七日至京师”。此说应该宋代就有，故李焘书注称：嘉祐驿程，江宁府至京二十二程，此云溯流七日而至，恐未必然，当考。
  [2]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讨论。此诗又题《夜泊瓜洲》，此处从钱锺书《宋诗选注》。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一熙宁八年三月己未日条。按，熙宁八年二月癸亥朔，三月癸巳朔，可知二月共三十天。信使二月十二甲戌日离京，行程二十二天，应于三月初四丙申日到江宁。从三月初五丁酉日到三月二十七己未日，也是二十二天。
  [4]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四熙宁八年五月丙子日条及戊寅日条。
  [5]见《宋史·韩绛传》。
  [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日条，又参看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9]重启市易务案调查程序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五月是月条，曾布与吕嘉问被罢免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五熙宁七年八月壬午日条。两书对曾布和吕嘉问被罢免的时间记载不一，这里不讨论。
  [10]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七月癸亥日条。
  [11]见《宋史》之王安石传、吕惠卿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关于王安石复职的前因后果，李焘书注中有考证，可见种种说法均不可靠，这里不讨论。
  [1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野史所说吕惠卿的表现，李焘书注认为不实。
  [1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闰四月壬子日条。
  [1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历史上的华亭有两个，一个在今天的甘肃省，一个在今天的上海市，此处所称华亭属秀州，在今上海市。
  [15]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丙午日条。
  吕惠卿被诬
  事实证明，吕惠卿是被诬陷的。
  对于吕惠卿出卖王安石一案，最早提出质疑的是陆游的祖父陆佃。哲宗初年，陆佃由吏部调任礼部，以侍郎的身份参加《神宗实录》的编撰。写到这段历史时，检讨官黄庭坚主张按照当时监察官员弹劾吕惠卿的奏折表述，陆佃却认为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必须找到证据，核对事实。
  黄庭坚说：按侍郎的主张做，岂非谄媚？
  陆佃则说：照检讨的意思写，便是诽谤。
  两人争执不下，陆佃便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下令将宫廷收藏的有关文件发下，看看当年吕惠卿上缴的王安石书信中究竟有没有“勿令上知”的字样。
  档案调出，搜检的结果是没有。[16]
  后来的正史却依然认定有。对此，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解释说：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能信？
  这种逻辑十分可笑。郑侠也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就信？何况陆佃与王安石虽有师生关系，对于老师的改革却是存疑的，至少态度比较客观。他曾经对王安石说：新法不能说不好，实行的结果却是扰民，比如青苗法就是。
  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怎么会这样？
  陆佃说：因为老师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安石大笑：我岂是固执己见的人？
  陆佃答：当然。但是外面都这么说。
  于是，王安石不再让他参政议政，只让他做学问。[17]
  事实上陆佃的学问非常好。他对此案的重新审视，便正体现了治学的严谨，甚至有“重证据，不重口供”和“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否则，他有什么必要为“欺师灭祖”的吕惠卿辩诬？相比之下，罔顾事实的人不该脸红吗？
  没错，吕惠卿上缴的书信不止一封，不可能每封信里都有“勿令上知”的字样。但是陆佃的奏折说得很清楚，调出档案的目的就是要查明这一事实。那么请问，宫中为什么要扣住关键证据不发？太皇太后可是反对变法，既不喜欢王安石也不喜欢吕惠卿的。说那封信丢了就更不通。如此重要的证据，怎么会遗失，又怎么可以遗失？难道有贼？
  结论只有一个：王安石根本就没写过那样的信，吕惠卿也没有出卖他。反目为仇是真的，恶毒攻击也是真的，但那是自卫反击，最多防卫过当，因为先下毒手的不是他。
  那么，先出手的是谁？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读如乓）。[18]
  说来王雱也是才子，甚至神童，却又是病人。他的心理恐怕是不健康的。据说，这位公子曾在父亲与程颢讨论如何推行新法时冲出来大放厥词：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大街上，新法自然盛行。此事虽被证伪，但要说王雱胆大妄为，王安石教子无方，则大约不诬。[19]
  王雱对吕惠卿，也确实恨到了骨头里。原因可能是他们父子重返京师时，就听说了吕惠卿的种种忘恩负义。按照正史的描述，此人在担任参知政事之后就背叛了王安石，千方百计阻挠王安石复出。这种叛徒，当然人见人恨。
  可惜此事查无实据，正史也只留下“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一句空话，什么细节都没有。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是他曾经想借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案大做文章，但同样没有细节。司马光的记载中只字不提，李焘也不采信。[20]
  那么，吕惠卿究竟干过那些坏事没有？
  没有，证据是熙宁八年六月神宗与王安石的谈话。皇帝告诉王安石：吕惠卿对爱卿很有意见呢！他说以前爱卿被人污蔑，他极力辩诬。现在他被诬，爱卿却一言不发。朕只好为卿再三解释。他又疑神疑鬼，怀疑有人挑拨离间。
  王安石的回答是：臣不知道谁要陷害吕惠卿，也许他是疑心生暗鬼吧！不过，惠卿兄弟确实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事也做过分了。臣劝他们不要树敌，他们不听。[21]
  这就很清楚。如果吕惠卿当真对不起王安石，他怎么会有委屈？更何况，李逢案发生时，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还没多少时间。就算他想做宰相，也不到时候吧？他的政治资本既然是变法，还得依靠王安石的影响力吧？这个时候就去把王安石搞臭，犯得着、划得来吗？
  吕惠卿没有那么傻。
  神宗的话，也分明是在为闹误会的好朋友做调解。
  但是到了七月，吕惠卿却先是请病假，然后又几次三番提出辞职。皇帝当然不批准，还让王安石和另一位副宰相王珪去慰问。神宗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为什么要辞职？
  吕惠卿答：没有别的原因，力不胜任而已。
  宋神宗说：天下事又不要你一人负责，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