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虫儿

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我甚至想，哪天有了空，要传他们进宫来说上几段呢，一天到晚家事、国事多得结成了疙瘩，乐呵乐呵许就化解了。” 
  奕誴说道：“姐姐，您这话在理，要不他们怎么叫‘欢喜虫儿’呢。” 
  慈禧朗声说道：“我今儿索性再给他们添个雅号，就叫作——‘无过虫儿’吧！” 
  “惠郡王那折子——”奕誴问道。 
  “留中了。”慈禧斜睨了奕详一眼，阴阳怪气说道：“你要是跪累了，就起来说话吧。” 
  犹如一盆冷水泼头，将奕详的心气冲洗得干干净净，看来一场设计已是枉费心机。他还想再申诉几句，却一时找不到话口。 
  “我问问你，你这步军统领的差事干了多长时间了？”慈禧问道。 
  奕详想想，回道：“蒙您老人家提挈，已经两年多了。” 
  “工夫可是不短了。该不是干烦了干累了吧？” 
  一听这话，奕详扑通再一次跪到了地上，他怎么也没料到，今天还会有这一出，刹时冷汗便顺着脖子淌下来，战战兢兢地回道：“奴才不累，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我看你是干腻了，要不，为什么放着那么多有关京畿安靖的大事不抓，净张罗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服气是吗？觉得委屈是吗？那好，咱们现在就去你那大牢里走一趟，看看关在里边的有几个是白莲教匪，又有几个是江洋大盗？而且，你还长了能耐，学会了编瞎话！”慈禧声色俱厉。   
  欢喜虫儿第三十六章(7)   
  “奴才不……不敢……打死奴……奴才也不敢在您老人家面前扯虚放谎……”一种不祥的预感令奕详不知所措。 
  这时，只见安德海从外面走进来，附到慈禧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 
  “带进来吧。”慈禧说罢，把脸转向了奕详，嘴角带着一丝嘲笑，“不承认是吗？行，我再问你一遍，你那侧福晋这会儿在哪儿呢？” 
  奕详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又转到了那个女人身上，“在……在府里，真的在府里。” 
  “胡他娘的扯！明明你把她关进了大牢，却还跟这儿装傻充愣蒙我骗我！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谁——”慈禧把手向着门口一指，只见枝儿头发蓬乱、一身缁衣，在两个宫女的搀扶下走进来。 
  奕详傻了！他想不通这个女人怎么会是这样一身打扮，细看去，见她衣服上沾满了灰土、草棍，额头上还带着淌血的伤痕，真真就像是刚从牢狱中走出来。 
  枝儿匍匐在地声泪俱下说道：“求圣母皇太后给奴婢做主……惠郡王自打知道奴婢与太后亲近，便深为不满，人前人后屡有恶语相加，并几次威逼奴婢，要我与太后背心背德，设法远离了太后。奴婢不从，他竟不顾夫妻情义把奴婢打入了牢中，还口口声声说，要把奴婢卖到窑子里供人役使。万望圣母皇太后替奴婢伸冤……” 
  奕详听愣了！麻福来明明跟自己说抓到了阿彦涛的妹妹允歌，怎么竟一眨眼老母鸡变鸭，换成了自己的侧福晋？是这帮小子搞错了，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他哪里能知道，正是枝儿深夜去了衙门大牢，向着允歌道出了姐妹真情，然后与之互换了衣着、头饰，凭借着灯光昏暗、二人相貌酷似的方便，又一次使用了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之法，让允歌顶着郡王侧福晋的身份从容地走出了牢门，而她自己则冒充囚犯留了下来。 
  “错了，搞错了，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不是……”奕详顿时慌了手脚，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错你娘的腿！”慈禧脸色煞白，怒不可遏地骂道，“你是看我舒坦了心里有气，对吧？看我痛快了眼红，对吧？谁要让我一时不舒坦，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坦！来人，传我的口谕，自今日起，免去奕详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之职，即刻交割所辖兵马，其罪容后再议！” 
  奕详连“谢恩”二字都未及说，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如此，北京城里的相声艺人又躲过了一场劫难，五行八作的百姓们每日里依旧去天桥去庙会偷闲找乐，毕竟，生活中缺不了笑声。   
  欢喜虫儿尾声(1)   
  日子过得真快，犹如狂风吹乱了书卷，一翻便到了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六载过去，弹指一挥间。 
  朱少文老了，七十四岁的他已皓首苍颜。凭着一生的辛苦，他总算有了一点积蓄，在地安门外毡子房买了一所四合院，将一家人从石虎胡同搬了过来。继唱儿之后，妻子又为他生下了一儿一女，老老少少过得倒也平淡安适。 
  由他开门立户的相声终于在北京成了气候，一门三枝朱、沈、阿，各自都有了各自的徒弟，各自都有了各自的段子、各自的风格。其间，朱少文先后又课二徒，光绪八年纳徐永福于帐下，取艺名“徐有禄”；光绪二十一年收了范长利，艺名叫作“范有缘”。当着外人，他从来都是说总共收了三个徒弟，他羞于提起“贫有本”这个不学好被自己逐出师门的弟子。沈春和陆续收了李长春——艺名“线儿黄瓜”等五个徒弟，阿彦涛则又有了恩绪等三个高徒，尤为可喜的是，这一批徒弟之中的成事者竟也有人开始授艺，相声已然有了第三代传人！ 
  几十年间，清门儿相声与浑门儿相声到底融合在了一起，上演的段子日渐多起来，单口儿、对口儿、群口儿的，大贯口、小贯口的，说的、柳的，一头沉的、子母哏的，连长带短竟也有了一百余段，你方说罢我登场，争奇斗艳，各擅其长。磨砺之中，令这些“欢喜虫儿”总结出了数十种抖包袱儿的手法，三番四抖、阴错阳差、先褒后贬、一语双关、自相矛盾、表里不一、违犯常规、歪讲曲解……只在精于设计、巧于安排，一心逗得人们把笑口张开。 
  为了生存，为了躲避强权势力者的欺凌，他们与说书的、唱曲的、耍把式的、占卜算卦的这一类江湖人共同编纂了只有他们这个群体才能听得懂的黑话“春典”，用“溜、月、汪、摘、中”替代了“一、二、三、四、五”，把“嗓子”称作了“夯头”，把“打钱”奔生活称作了“置杵”，大概是因为做艺要如砸夯一般卖力，石臼捣米无论如何离不开那一根杵！他们将“王姓”称作“虎头蔓”，暗合着老虎脑门正中那一枚“王”字花纹；将“张姓”称作“跟头蔓”，正由于京人常把“摔跟头”说成“张跟头”。这样做的目的没有别的，只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这几十年，风潇雨晦，祸乱交兴，生活在京城里的这些“欢喜虫儿”们，经的、见的实在太多太多！年纪轻轻的一个同治小天子，方刚主政便一命呜呼，有说因为得了天花，有说因为患了梅毒，总之，年未满二十即短寿夭折。实在说，艺人们对皇上的寿数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又赶上了一回倒霉的“百日国孝”，他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响器，在肚子上再紧一把裤腰带。朱少文的岳父李宝成只因气不忿在戏园子门口敲了几下锣，便遭到看街的兵丁一通鞭打，羞辱之下吐血而亡。未及过上几天消停日子，又接连爆发了中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人心惶惶的百姓，耳闻了那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皆敢怒而不敢言，谁还有兴致频频光顾娱乐场？王麻子和仓儿只因作艺时即兴提到了《马关条约》，骂了签约大臣一句“中国娘东洋种”，便被双双流配到了新疆喀什。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戊戌年又遭逢了百日维新变法，慈禧太后政变成功，在瀛台囚禁了光绪帝，菜市口斩了维新派六君子，韩麻子只因头些天曾去湖广会馆给谭嗣同等人说过几段相声，便被诬为同党，身陷缧绁，含冤死在牢中。最难忘的还是庚子年的那一场事变，朱少文记得尤其清楚，八月十四那天，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一时间尸横满地、弃物塞途。各家各户的大门口都插上了白旗，旗子上均写着“顺民”二字。在日本兵占领的北城，还勒令要将一个红日涂于旗心。在德国占领区，商家铺户被逼得纷纷改了店名，转眼间，“德发”、“德兴”、“德旺”、“德昌”、“德法长”的牌匾便充斥了大街两旁。马麻子只因在义和团兴起时自编自唱过一段《火烧西什库》的太平歌词，不知是哪一个汉奸告的密，竟被洋鬼子认作“义和团大师兄”，一通乱枪之下被打死。莫非这就是那些终日为人们开心解闷，被人们称之为“欢喜虫儿”的相声艺人最终应得的下场？莫非天道本就如此，让他们撒下欢笑的种子，收获的却只有痛苦与悲哀？泱泱大清国，又有谁能够作出回答？ 
  年逾古稀须发皆白的朱少文，隔三岔五依旧坚持着到天桥卖艺。尽管两年前，蒙古罗王多尔济因为赏识他的才艺，给与他一份优厚的钱粮，将他招至府中，要求他不再去明地作艺，以随时叫在身边佐酒谈笑，但他仍是忘不了天桥，离不开天桥。几十年来，正是这一方土地养育了他，成就了他，让他扬了蔓、享了名。现而今，他已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他只是恋着想着那一群群一伙伙，赞过他捧过他的乡亲一般的平民百姓，为他们说一番，唱一段，敲上一阵竹板，撒下几行沙书，别人笑了，自己的忧烦也一扫而空。 
  眼见进了腊月二十三，再有三五天，富人的新春佳节、穷户的岁末年关又要到了。 
  清早起来，朱少文便叫过唱儿，命他把提前预备好的十斤白面、二斤猪肉、一吊铜钱给孙丑子家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