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20世纪的西部

通过他的倾情演出，我们意外发现作为演员，没有比演出一个正常人更难的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了黑喇嘛的黑戈壁，就没有了疑问、秘密，没有了期待感与神秘感，没有了恐惧与战栗，没有了红、白两种颜色之外的另一种颜色——黑色。   
  《黑戈壁》十二(1)   
  2005年春节一过，我开始准备就黑戈壁写点什么。 
  上半年我将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打算作一些以前忽略了的事。我答应过一年内不写“黑喇嘛”，这个约定在2004年12月31日也“到期”了。我想知道，放了一年之后，关于黑戈壁还能不能燃起我的激情。 
  首先，我将2003年10月的笔记与相片汇拢了起来。 
  我一遍一遍地读自己在行程中匆匆写下的文字。文字干巴巴的，但读着读着就从字里行间找到了当时的思路。相片照得不好，我从来不重视相片，人们总说：我如果早就重视相片，会如何如何。但我想，那样一来，结果确定无疑：将不会再如此投入地写文章。所以，照片在我只能是记忆的补充。但照片确实是“第三只眼睛”。 
  2003年在马鬃山，我拍了两卷胶卷。其中最重要的一张相片，是那张“敦煌天杰”。 
  照片拍得还算可以，但是左下角被遮挡了，那是不小心进入取景框的人影。它挡住的恰好是“敦煌天杰”的纪年，只剩下“·9·10”几个数字。在笔记上，记录的是“97·9·10”。我马上一一给2003年考察团的成员打电话，问他们谁还为“敦煌天杰”拍过照片？只有小丁（丁平君）拍过一张。在我发现这“大地碑铭”时，汽车已经启动了，我们马上要返回马鬃山镇。再说，与“碉堡山”相比，可能它也没有引起重视。我见到了小丁那张，然而文字下面的纪年就没有收入画面。 
  我仔细辨认了自己的相片，确认那被遮挡的就是“97”，我的笔记没记错。可这样一来反倒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1997年，离我们到来的2003年也就是相距五六年呀。难道在几年之前还有一批如同我们一样的人，“闯入”了黑戈壁，“祭扫”了碉堡山？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时过七八十年还要来这里吊唁“天杰”？特别是（我不愿意想到的是）1996年7月我们编译出版了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里面特意提到了黑戈壁的“丹宾喇嘛”的“巢穴”，我在这本书的代序《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之中，几乎用了一个章节（第三节）写到了丹宾喇嘛（假喇嘛、黑喇嘛）之谜。出版之后，我接到若干电话，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内蒙古，他们都问到了关于黑喇嘛的情况。那时，我们正在编译另一本关于黑喇嘛的书《蒙古的人和神》，我很愿意与读者谈到黑喇嘛，因为他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不想能离去。难道说，这里面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难道（老天哪）有人已经走到（抢到）了我的前头？ 
  进一步，我注意到“敦煌天杰”这四个字，“杰”没有写作“傑”。“敦煌”两字，上下排列；“天杰”两字，左右排列。可令人费解的是，“天杰”两字，却是按竖行繁体的书写惯例，天右，杰左。“杰”，可以说是简化字，也可以说是异体字。但是，这如果是大陆人制作的，一定会是天左杰右。难道说，1997年是有人从海外来到马鬃山，专门对黑喇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一个多星期里，我怅然若失。 
  不过我很快就确定，这种可能不会出现，不会是因为有人读了《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作出的惊人之举。因为实际上在“敦煌天杰”附近我同时发现了好几组文字，只不过别的都不如“敦煌天杰”清晰直观。而且，从字体、从清晰度、甚至从字迹的“色泽”等方面看，这些包括“敦煌天杰”在内的“碑铭”肯定不是写于同一个时期，不是同一批人所为。而且大部分的铭文，应该制作得比“敦煌天杰”要早，它们给我的总体的感觉也不一样。再说，即便如此那只能证明我们的工作颇有成效，也不应该为之失落。 
  我认真回忆了当时在那片颜色浅于整个地片的平滩上的所见。就在我的“敦煌天杰”相片上也可以看出，“敦煌天杰”四个大字之上，还有一片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的字迹。可以肯定那不是碎砾石自然散落在地上，而是人为的，只不过目前已经难以辨认就是了。当时我匆匆路过，曾认为那是模拟一个倒地的人形。我认定，这个浅色的平滩绝对不同平常。利用平滩作这个事的人，必定与黑喇嘛本人有特殊的关系。我的依据是，那一组大字，实际是一个特殊的“吊唁仪式”。“局外人”不会用这种方式铭感。这些字迹的制作相当“专业”，首先选择大小差不多一样的青黑色砾石，然后将平滩清理得细致平整，没有其他的石块。再写出字迹，将字迹刻成深深的槽，依次把砾石竖起来镶嵌在槽里。最后，将多余的土壤填满深槽，并椎实。这样作出的字迹就如同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这种“碑铭”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然而并不比在石条上镌刻文字省事。如果他有石条的话。 
  ——可是，不管它到底是什么，这一切是谁、为了什么而精心制作的呢？就在1997年的秋天，究竟是谁专程赶赴马鬃山，在大地上镌刻出那样几个大字？1997年的9月10日，马鬃山的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7年，我在干什么呢？时过几年，已经记不起来了。 
  如果深究制作“敦煌天杰”的人是谁？与黑喇嘛是什么关系？我立即想到：应该调查黑喇嘛被刺杀之后，他的几百名部属的下落。 
  马鬃山当地传说，在黑喇嘛死后，他的部下立即四散奔逃。一部分被外蒙古带走了，大多数则散落在黑戈壁以及它的四缘，成了“两用”的人：可以是牧民，也可以是强盗。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提到，黑喇嘛离去之后，在碉堡山还有死党留守。拉铁摩尔也说：这一带的强盗，有不少是黑喇嘛的党羽。据杨增新1921年的电稿说：为了在马鬃山站稳脚跟，丹毕加参向甘肃省方交纳了40枝钢枪，可是黑喇嘛实际带入中国的枪支不少于300枝，净是好枪。这也是当时的甘肃、新疆、内蒙古、外蒙古一时拿他无可奈何的原因。在“后黑喇嘛”时期，这些枪械仍然在发挥威慑作用。   
  《黑戈壁》十二(2)   
  在丝路经行者笔下，特别是斯文·赫定及其团员们的笔下，二三十年代以黑戈壁为中心的广袤区域里，不但有强梁出没，而且成了一些神秘人物的寄居之所。在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刚刚来到额济纳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支从哈密“渡过”黑戈壁前往额济纳的商队，在离居延海只有几天的路程时，被一些土匪劫持。商队有30个商人，20个驼夫，100峰骆驼。他们有一支枪，但是在路过一座小小的庙宇时，住持的喇嘛认真地劝说他们不要携带武器，会误伤人命。其实这在当地已经是常识：土匪为了一枝枪会伤人，为了财物则不。带枪反会增加危险。商人听从了住持喇嘛的劝告，将武器留在寺院。结果离开寺院不远，就为4个土匪拦住。他们有50个人，但土匪有4支枪。而且土匪对他们贩运的货物一清二楚，简直就和货主一样，可土匪对满载的干果、毛皮、杂货一点兴趣也没有，要的只是银元与所有的皮大衣。银元是硬通货，可黑戈壁的土匪居然要皮大衣，不拘多少。这就有点奇怪了。 
  关于这个寺院与喇嘛，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写的：黑喇嘛可怜一个小寺院的喇嘛，要求商队为他们“布施”衣料的故事。看来在黑戈壁除商队之外，喇嘛、土匪都是“业余”的。这个遭到抢劫的商队继续前行，他们已经向土匪交了“税”，他们将把这计入成本，由牧民们来偿付。 
  在1927年，额济纳浓密的胡杨林中居住着一些来历不明的土尔扈特部落的“编外”成员。当时，整个额济纳旗，由世袭王爷统辖的子民只有97户，一个来历久远的蒙古王爷，如同一个百户长。 
  在密林中寄居了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位来自外蒙古的喇嘛。他曾亲自向斯文·赫定化缘。他告诉赫定，他与伙伴走遍了中亚蒙藏民族区域。额济纳河的支流奥宾河，还住着一位藏族活佛。实际上他在额济纳河流域已经居住了48年之久。1880年他就来到了这里。他将自己的帐篷改造成为一座庙宇。每天的同一时间里，他都要走出帐篷用螺号吹奏同一支低沉压抑的曲子。这位喇嘛在年轻时路经额济纳河时，爱上了一位蒙古族姑娘，并不顾教会的反对娶她为妻，因此被逐出教门。从此他便滞留在自己人生的一站，每一天用同一支曲子披露心曲。在这个活佛来说：用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诉为同一件事鸣不平，可以不在乎有多少、有没有听众在倾听。 
  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大额济纳，是这个寂寞地方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就在他们来到之前，黑喇嘛刚刚离开黑戈壁。 
  在考察团的大本营松杜尔，曾有一位不速之客来访。他是个俄国人，也有人说他实际是波兰人。名字叫谢姆柯夫。不敢保证这是真实名字。他和年轻的妻子在一个蒙古向导的陪同之下，从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来到这地角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