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20世纪的西部

1922年，7月，成立“内防局”，专制取缔反革命和间谍；9月，蒙古各地“武装干涉者和占领军被肃清”。——只剩下了在边境那一边的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了。黑喇嘛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已经感觉到危机邻近，所以他极力想通过投靠中国民国政府来作为依托。实际正是这个举措促使“内防局”下了必欲除之的决心。 
  最初了解了刺杀黑喇嘛的经过，曾使我想起法国画家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1793年，马拉被刺客刺死在浴缸里，手里还拿着一支鹅毛笔。当然，“人民之友”、雅各宾专政的领袖马拉，与黑戈壁的黑喇嘛没有可比性。但他们其实都是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1923年1月，黑喇嘛被刺死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1928年7月，新疆督军杨增新死在宴会上。 
  1928年7月7日，乌鲁木齐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出席。同时，除了新疆的政要，还有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席间，上菜的速度出奇地慢，杨增新一再催促。主菜终于来了，学校的教务主任说了一句“准备好了”，上菜的佣人立即掏出手枪向杨增新连发数枪，杨增新中了一枪，但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厉声怒斥：“你干什么！”马上被击中7枪，倒地身亡。 
  “你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杨增新与黑喇嘛在这一点上，终于取得了一致。 
  黑喇嘛死后，部众消散，要塞瓦解。但他的头颅却成了俄国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原珍品博物馆）的藏品。经过2003年，2005年两次考察，我有个感觉，那就是迟早黑喇嘛被草草掩埋又被秘密挖出的残躯，也将重现人世。 
  从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的剧作家和导演彼得·萨德茨基一直梦想拍摄一部以丹毕坚赞－黑喇嘛－假喇嘛为主人公的、规模宏大的电影史诗《草原起义》（Aufstand in der Steppe）。 
  萨德茨基就在蒙古拍电影的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他曾直接给泽登巴尔、巴图孟克等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写信。他终于明白，他们是不会让他拍一部将假喇嘛表现为壮士、英雄的电影的。……萨德茨基在长达数年之久时间里，曾多次致函列宁格勒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原珍品博物馆）馆长。他在信函中指出，多角度，仔细拍摄假喇嘛头颅（3349号藏品）的照片，对扮演假喇嘛的演员的化装非常必要。而博物馆提供的假喇嘛头颅照片对萨德茨基来说，太一般，不够专业，于是，他开始写信与罗玛金娜联系，请罗玛金娜帮忙重新拍照。 
  1990年5月，得到答复的萨德茨基，专门委托德国苏联学家沃尔夫从西柏林前往彼得堡。5月11日，重新拍照了假喇嘛的头颅。罗玛金娜在《假喇嘛的头颅》一书中写到当时的情况： 
  我怀着一点迷信的恐惧走近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是容器，戴上长长的塑料手套后，我拿出了3394号陈列品，以便让受彼得·萨德茨基委托从西柏林来的苏联学家卡林·沃尔夫拍照。 
  在筹划拍摄关于丹毕坚赞－黑喇嘛的史诗电影期间，彼得·萨德茨基成了“业余”的中亚现代史家。同时，他提出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假设，那就是：1923年（或如哈士纶记载的1924年），在黑戈壁的要塞中被刺死的，并不是黑喇嘛本人，而是他的一个替身。这个假设立足于有关黑喇嘛之死的蒙古文献，有诸多漏洞与矛盾。 
  比如，难道黑喇嘛没有得到蒙古红色政权有关针对他的“秘密”行动——军事法庭已经缺席判处他死刑——的消息？而黑喇嘛一贯相当重视媒体的新闻。他置身于在黑戈壁中的城堡里，不可能什么都读不到，甚至什么消息也没有。尤其是关于外蒙古政局的。他的眼线遍及中国西部与整个外蒙古，他们搜集的绝不只是来往于途的商旅的情报。既然黑喇嘛已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向全体蒙古人民发布了通告，为执行行动也已“秘密”派遣了多名军官和骨干军士。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完全一无所知？   
  《黑戈壁》十一(7)   
  正是这一反常情况，使得彼得·萨德茨基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黑喇嘛留在黑戈壁城堡里的，只是他的替身。被刺杀的当然也是替身。 
  对此，罗玛金娜的看法是：“在对这个人物（黑喇嘛）进行了长期、全面的研究之后，我可以断言，他并没有那么足智多谋和阴险狡猾，以致于想到预先为自己寻找一个替身。他未曾让给他送来食物和茶水的人先行品尝，未曾疑心他们是不是另有目的而来。那时，他根本顾不上耍什么阴谋诡计；至于他的身世与经历，他之所以‘隐瞒’，是因为它并不像他本人所希望的那样无可指责。他并没有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我认为，事情还没有到寻找替身的地步。” 
  但是，这并没有说服萨德茨基。1991年，彼得·萨德茨基从哥廷根给罗玛金娜写信，说他在美国买到了黑喇嘛的银鞍。可如果他买的是真正的黑喇嘛的银鞍，那么，札哈沁贝勒的一切：从身世到与黑喇嘛的关系，都成了问题。因为，他在1928年告诉哈士纶，是他在陷落之际将黑喇嘛的黑马银鞍一并带出了黑戈壁。同时，他将这个据说是阿睦尔撒纳使用的宝贵马鞍送给了哈士纶，从30年代就一直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不管怎么说，一个问题人物终于凸现出来，那就是札哈沁贝勒。实际他与黑喇嘛一样，在将自己“掩藏“起来之后，提供给人们的是经过过滤的事实。 
  关于黑喇嘛，其实一直有许多超常的记载存在。 
  针对黑喇嘛，列里赫曾说：“在广阔的中央亚细亚，经常会遇到一些令人惊讶不已的人物。他们对他们的同胞有一种神秘的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20年代曾到过蒙古的匈牙利人约瑟夫·格列塔，就描述过这样一个神话22：逃出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假喇嘛为追剿他的哥萨克部队逼到绝境中。逃跑者环顾了一下四周：后面是追兵，前面是一个大湖。目睹这一场面的牧民们观望着，以为就要抓住他了。尽管假喇嘛一直面对追兵安详地站着，但就在离他几码的地方，疾驰而来的哥萨克却突然改变了方向，开始绕着湖奔驰，嘴里还喊着：“他在那儿，他在那儿。”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离奇了：假喇嘛继续站立着，眼睛一直注视着哥萨克，而他们却开始互相厮杀起来，用长枪互刺对方，显然，决定要给逃亡者以致命的一击。 
  波兰博物学家费尔迪南·奥先道夫斯基，在俄国内战期间曾是布尔什维克的死对头、白卫军高尔察克将军的参谋。1925年奥先道夫斯基出版了名为《野兽、人与上帝》的回忆录。在这部风行一时的书中，他极富想象力地描绘了黑喇嘛所具有的魅力。作者在书中叙述了1921年他曾亲眼目睹的一个场面：黑喇嘛用刀豁开了一个阿拉特（牧民）的胸膛，他看见了“牧人呼吸微弱的肺和微微跳动的心脏，喇嘛用手指碰了碰伤口，血止住了，牧民的面容十分安详……当喇嘛准备打开牧人的胃的时候，我因为恐惧和憎恶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完全被惊呆了，我看见牧人躺在那里，胸腔全部被打开”。23从《野兽、人与上帝》（已出版多种文字译本）一书中，欧洲人了解到，在1921年，众佛像前祭坛上的油灯会按假喇嘛的旨意自燃。根据奥先道夫斯基的说法，假喇嘛是“西藏达赖喇嘛的好友，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喇嘛教徒”和“著名的俄国卡尔梅克人，由于在沙皇时代宣扬卡尔梅克人的独立，他熟悉俄国的许多监狱。现在，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布尔什维克的追剿”，他还是“著名的医生和奇迹创造者”，人们都怕他（不服从者不是成刀下之鬼，就是挨枪子儿，或是被卡脖子卡死）。在他那件普通的冬季羊皮袍的腰间，总是挂着一把“套绿色刀鞘的大刀”；头上是一顶普通的带护耳的牧人帽子，而当他走进蒙古包脱掉外衣时，才露出“脸刮得干干净净，手持珊瑚念珠的喇嘛本色”。蒙古草原，曾发生由西伯利亚转移过来的白军与红军之间的生死搏斗。在《野兽、人与上帝》中，假喇嘛曾对白军将领恩琴旗下这位波兰人说： 
  我不是僧人，我是一个战士和复仇者。 
  据说，许多蒙古人都相信，假喇嘛属于一个由终生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上某一寺院里的喇嘛们组成的神秘的教派。这个寺院只对那些天才敞开大门。这些天才们回到人间后，便具有了超人的魔力，一个个都成为神秘的主宰者。他们即使远隔天边也能在吃饭时通过一种支解动物跟腱的特殊的方法了解彼此的情况。这一点凡人是看不见的……反抗假喇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能吞没一切的催眠力量甚至足以击毁其受害者手中的武器。杀死他本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1923年（或是1924年）起，假喇嘛－黑喇嘛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字。在他大约55年的一生中，有无数敌人，也有若干追随者。关于他的一个又一个神话，不少就是他自己“编造”的，他从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前后一致，是否可信，是否能说服人。除了在黑戈壁遇刺，在他的一生的“连续剧”中，他是成功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