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20世纪的西部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发现乌鲁木齐的郊区不断出土邻国安南（越南）的古代钱币。后来，通过查证获悉，这些钱币主要出自一个叫做安南工的村落及其附近。《清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则证实： 
  越南人与乌鲁木齐的联系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明清之际，邻国安南处在政治动荡之中。康熙年间，黎氏取代莫氏，成为安南国王。乾隆初，莫氏的后裔黄公质割据反抗黎氏，自公元1751－1769年，持续了十余年。1769年，黄公质死，其子黄公缵率余部退入中国境内。乾隆帝考虑到与莫氏的历史渊源，便准其政治避难。安置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一侧。 
  因为黄公缵在越南民间颇有号召力，黄公缵在中国避难，使得越南国内政局动荡不定。安南国王多次要求将其引渡回国，斩草除根。乾隆帝一方面指示军机大臣答复安南国王：作为难民黄公缵等途穷来归，皇上不可能听任他们回国引颈受诛；同时，为维持中越关系，将黄公缵等从边境中方一侧的难民营远徙刚刚聚落成市的乌鲁木齐，以绝祸根。直到十一月，黄公缵等已安置在乌鲁木齐，安南国王仍坚持要求引渡。然而乾隆帝决心已下，指示臣属对此不必理睬。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黄公缵等抵达乌鲁木齐，陕甘总督吴达善又奏报了安插编管事宜：“查迪化城（即乌鲁木齐汉城）所属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乌鲁木齐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种籽、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得旨：如所议行。”从此，这些安南人便成为乌鲁木齐的屯垦者。避难王孙黄公缵有了新身份：头屯所土墩子地方安南人的乡约（头人）。他带来的22户安南人共认耕了660亩处女地，并向当地政府借支了农具、房价以及来年的种籽、马匹，以政治难民身份安顿下来。他们的聚落地，成了乌鲁木齐郊区的一个新村，就叫“安南工”。 
  就在黄公缵等下力垦殖安南工村的沃野、并屡获丰收同时，新垦地乌鲁木齐竟成为塞外粮仓。“故土难舍”本是汉族固有的情结，然而在黄公缵等越南难民到达时，乌鲁木齐竟出现了“流寓者”——退役的士兵、商贾、流放刑期已满的犯人、路经的旅客——在本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乐不思蜀”，再不打算回家乡了。这就是黄公缵和以他为首的越南难民抵达并获得再生的那一时期乌鲁木齐的实况。 
  今年是乌鲁木齐建成250周年。而乌鲁木齐是由流放犯、政治难民参与创建的城市。自乌鲁木齐始建城垣就在这新垦地落地生根的越南难民，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越南失位王孙黄公缵的家族墓地，辨认出这些难民在异乡挖掘的第一道干渠，开垦的第一块生荒地。重新发现了黄公缵的已经失踪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墓碑。2000年12月，我们去安南工村拜谒了黄公缵的墓。为此，我写了一篇纪实文学《乌鲁木齐四季》，发表在《十月》杂志。同时，新疆电视台拍摄了一个专题片《天山之子》。 
  在《乌鲁木齐四季》结尾，我写道： 
  面对洁白的雪野，我一时不知应该说什么。我巡视的是240年前垦殖者、越南难民开拓的沃壤，铺设的渠道，建立的村庄；这是他们的归宿，他们再生的家园、墓地、婚床。有关越南人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一切往事已经随风飘去。而我，就如同一个在秋风中捡拾枯枝落叶的好奇孩子，只不过勉勉强强将无情岁月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往事大致补缀成篇而已。尽管中国西北和美国西部缺乏可比性，乌鲁木齐与亚特兰大也毫无共同之处，但我如果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才情，一定会凭借越南难民和黄公缵家族的劫难、期望、企盼，写成一部以新疆乌鲁木齐为背景的传世之作、中国西部的《飘》。——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明明有构成一部史诗的一切要素，只是还没有人具备能够穿透时间壁垒的眼力，还没有人能够将轮回、劫难、重生、寂灭作为历史规律还给普通的开垦者。至今我还没有写出中国西部的《飘》，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始终在西部的热土上跋涉，我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我对西部新垦地的祭献。 
  …… 
  我努力将往事恢复成了大致完整的段落，但越南政治难民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姻缘，还不能算是有始有终，我仍然在追索难民后裔离开安南工以后的下落，为他们的遭际牵系着神经。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说在新疆若羌县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阿尔金山，有个地名叫做“安南坝”。也许安南工村民逃离乌鲁木齐家园后，曾迁往那里避难？但最终证实：这个“安南坝”与“安南工”截然不同，是维吾尔语地名的音译，含义是“有妈妈的地方”，与安南人无关。有人告诉我，前些年的一个清明，“黄公坟”—“5号地”的路边见到过烧剩的冥币，可没人说得清究竟是谁在祭奠先人……   
  《黑戈壁》十二(5)   
  我相信，我奢望，我会找到安南工创建者的后裔。只要有这一天，我一定能够写出新疆的《飘》。——那是我欠读者的，欠历史的，欠西部开拓者的。那是我对自己良心的许诺！ 
  在最初涉及黑喇嘛与黑戈壁时，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与安南工的越南难民有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都是不见容于自己祖国当权者的政治难民？是因为他们都曾被安置在边境的另一面而引动国内的不安，叫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因为他们都是带着一个小小的部落来到异域？是因为他们在异域的生存空间都毁于一旦？是因为……我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使我在面对黑喇嘛时，总会想到黄公缵与安南工了。 
  那就是，我想知道：时过境迁，究竟是谁还在怀念他们！是谁宁可不为人所知地用一种不会误解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几年前，我们没有就安南工路边的祭奠作进一步的调查，失去了深入了解西部历史命运的契机。现在呢？我必须弄清楚，那占据了碉堡山一大块平滩的“碑林”是谁、为什么建造的。只有那样，我才能真正认识黑喇嘛。 
  我决定，在三月上旬前往新疆看档案时，利用返程再次前往马鬃山，并且再次去寻找谢别斯廷泉。也就是说，我将把2003年考察忽略的地方及时补上。 
  这次，我准备自费。我不能由着岁月老去，日见消沉。当年如果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我早就放下一切，不计后果，到西部戈壁上去了。那才是“独行荒漠”。这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实际上我在2003年是犯了一个错误：将“专业”与“业余”等同对待。专业的看大熊猫，要到自然保护区；业余的，在动物园里隔着笼子看看就心满意足了。专业的则绝不会满足。而为看看大熊猫，就把业余的领到深山老林里，未免太“残酷”。——这有点像孟繁华的“老警察”的故事。在一队业余选手中，我必须从众，深入的调查，怎么可能进行呢？所以，再去一次是十分必要的，不然我不会安心。 
  ——就我自己一个人，沉下心来，重新调查。 
  我给嘉峪关的小张（张卫华）打电话，说是空号。给李总打，座机说是停机，手机是一段录音，要求输入密码。我担心：该不会是出了变故吧。翻了2003年的“工作手册”，找到了李总副手吕总（吕占福）的电话，尽管时在午休，我也不再等。吕总电话打通了，他说没有大的变化。他们都常提到我。见到额济纳的人，还问起过我。 
  过了半个小时，李总打来电话了。他说欢迎再来酒泉。我告诉他，这正是我的计划。如果去的话，这次不给他们添麻烦，只是请他帮我租个车。 
  他马上问：真能来吗？太好了！他说，他会专门陪我去马鬃山。车他有，一切由他安排。又问“来几个人？”我立即说：“就我自己，一个人。”他说，你带两三个人，我都负责到底。我知道目前经营企业也太难了，真不愿意再麻烦他了。但我也知道，他说了，就是实心实意的。他还说：在酒泉完全与2003年一样，我去接你，还住在军区招待所。这也正是我一直向往的。 
  ——人生就是在快意与失意间度过。 
  只要工作摘得开，我随时可以走。我计划是3月3日—18日，去两周。给新疆师大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朋友崔岩虎打了电话。听说我马上去，他很高兴，要我为他们的学生作一次讲座。我答应了。我的初步计划是（我又做计划了，这感觉真好）：在乌鲁木齐5－6天，去档案馆查找黑喇嘛资料。然后，就去酒泉。这样，我下周二必须处理好一切未尽事项，然后随时处在可以出发的状态中。 
  3月3日，早晨5点起床。赴乌鲁木齐的航班是9点20离开北京空港。8点15到机场，却得知航班晚点到下午两点以后。中午，将我们拉到花园酒店，临时住了下来。午餐，大家感慨万千，一个南方人曾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迟到一分钟也不行，可你们，一晚就半天一天的。吃完，睡了一大觉。又通知吃晚餐，其间，有人说将在晚上八点起飞。我与北京、新疆等有关人打了一通电话。与同行的旅伴学会了查询手机话费的办法，还有340元话费。飞机在19点40起飞，23点20抵达乌鲁木齐。 
  3月4日，下午，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作题为“最后的罗布人”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