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

那时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对余秋雨的“千禧之旅”，对“余秋雨现象”的意义，有许多的想法、火花。终于在某一次“空中之旅”的两个多小时里，脑子里那些四处乱飞的句子，被我不顾一切地铺堆在十几页纸上。完全地情绪化。就像一名半疯的泼妇，盘腿往地上一坐，嘴巴就停不下来。 
  我说我还是实寄给你吧，不过发表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我们师徒之间的“黑话”了。我说我在信里除了骂大街，就是吹捧你和我自己，发出来要给人骂死的。 
  他听得一直在笑，一再说一定要实寄一定要实寄。 
  送走余老师后，我果真把那封长信从抽屉里拿出来，寄去了深圳。那封信虽然不好给别人看见，但我还是希望让余老师看看，让他知道我的许多想法和思考。我知道，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句子去表达去叙述，他都会喜欢听我那些话。 
  几天后他立刻回了电话，我听出来他读了我的信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这时我已经看过了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他的新作《千年一叹》，我也把自己写的几篇游历散文塞在那封信里一起寄给他，他知道我和他又有了一些相似的经历。两个都是刚结束了游历归来的人，虽然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但游历之后的充实、喜悦，却是一致的共同的。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3)   
  我知道，这一次的“千禧之旅”，以及不久后的“欧洲之旅”，对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他早就期待着的，这也让他一次性地占有了一名现代学者、文人所应有的制高点。 
  又一年后，欧洲归来。再见余秋雨，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感觉得到他更加地游刃有余。 
  他还有点小小的遗憾，他说自己长胖了点，都有肚子了。 
  我请他给我们的一本书做主编，出版社不放心我与余老师的关系，也为慎重起见，非要我“逼”他亲手写一行表示同意做主编的字据。我不太好意思，咕咕嘟嘟在他面前表示对出版社的不满，他倒也没说什么，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我随手把他的“字据”放在宾馆的椅子上——后来它们干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浑然不觉。 
  我说我喜欢《行者无疆》里那张举着酒杯的照片，还有那张哥伦布塔柱照片后附带的文字：“正是这个月夜，我乘电梯升至他的脚下。”他愉快地接过我的话：“还有接受美女的访谈。”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只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头项琏，他注意到，指着它评点：这串项琏，你看上去像个妖怪，从一个很远很奇怪的山洞里出来的妖怪。 
  我们一起去吃饭喝酒，他套上一件立领外套。这是他和熟人在一起时爱穿的衣服。我注意到，若是第一次见面或接受采访，他会选择穿西服，他很注意。我想他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仪表了，这也是文明的体现吧。 
  喝酒喝得高兴，我把来的目的忘得光光的。 
  和他分手钻进出租车里，开出去一段路，发现“逼”他写的字据不知放哪去了。 
  我重新冲进宾馆，冲到楼上，没找到他。再冲下来，在大厅里疯转一圈，一边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见到余老师怎么说，难道再要他写一个？ 
  终于在大厅的小书店里看到余老师的背影，正立在那里巡视书架上一排排的书，看上去非常认真和仔细，外人根本看不出这位读者先生刚刚还喝过不少的酒。我犹豫一下，无可奈何叫一声余老师，我好像把你的“手谕”给丢在你房间里了。 
  是吗？那我们上去拿。他离开书架领我上电梯。 
  他的“手谕”最后被我从椅子底下找出来，我嬉皮笑脸表示我的歉意：你肯定觉得我这个学生太粗心大意了吧。 
  没有啊，他说，谁都有这样的时候，没关系的。 
  我嘻嘻笑，心里好温暖，不是谁都肯原谅这样的事的。有一回我去福建看一位木偶大师的表演，他要到剧场门口迎接我，我又怕耽误他老人家的演出，婉拒后混在一帮看演出的官员中自己进了剧场。结果大师误以为我当晚没去看他的演出，在电话里马上对我淡淡的。我急得一口气提供了众多演出过程中的细节，他才相信我确实是看过演出的。相形之下，余秋雨的方式更让人难忘，也更让我记得不要再犯这样的错。 
  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黄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他说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4)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了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十五年后，在经过了本土、亚洲、欧洲游历后，他说：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就这样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它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为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旅行，家人，亲情(1)   
  结束“博物馆”一片，我参与策划和拍摄一个旅游节目，还号称是专为白领做的一档节目，搞得我明明一个工薪阶层却到处找白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