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

我当时已经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杨浦区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革命”的。其实，那只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美电台广播。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文革初期也参与过批判会。对于这种永无尽头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质问：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现在这位汪先生早已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资深教授。他执意要走，因为他对揭发、批判还是有一种后怕，又有一种预感。他走前我还想去劝阻，他说：“很难说不会有政治大潮，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人溅湿了脚，又总会有一批打手出现，把溅湿了脚的人一个个拉出来，让他们脱了湿鞋子挂在脖子上示众。没有人敢说，责任不在湿脚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说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师说的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特殊人物”，他们是灾难的扩大者，既在灾难中趁火打劫，又灾难过后到处扒挖。他们让人联想到月黑风高之夜的盗墓贼，盗掘着一座座历史的坟墓，使我们的土地到处坑坑洼洼，一片狼藉，臭气弥漫。 
  家乡吴石岭上盗墓贼的行为，我从小就知道。   
  有人敲门(9)   
  十四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谢改革开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清楚，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压在无数人头上有三座大山，一为“阶级成分”，二为“社会关系”，三为“历史问题”。只要是城镇居民，很少有人与这三座大山完全无关。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远近牵连，曲折盘绕，总有阴影笼罩。这就为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 
  留出了辽阔的钻营场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雷厉风行地轰毁了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解除了积压几十年的负担和恐惧，能够轻松地做人了。据正式公布的统计，其中计有干部三百多万、右派五十多万、地主富农四百多万、资本家七十多万，如果把他们的亲族和社会关系算在一起，牵涉到全中国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没有这一系列重大行为，后来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是无法想象的。 
  很多人一时简直难于相信，从此再也不要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父曾经在乡下买进过十亩地而一年年检讨自己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了，再也不要为妯娌的表兄抗战以后到底是去了台湾还是去了缅甸而一天天担惊受怕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年轻时曾向一家由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者主编的杂志投过稿而一再忏悔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在中苏关系友好时参加过某个俄文翻译组而是否有了“苏修间谍”的嫌疑不断忧虑了……这种“再也不要”的舒畅，无以言表。 
  我说轰毁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阶级成分”、“社会关系”这两座大山的全部，以及“历史问题”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确实不多了，其中大半属于文革的“历史问题”。因此，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几乎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最多，再在文革的“历史问题”上咬嚼几口，已经了不得了。 
  无论如何，这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精神层面和人权保障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那么，我可以立下一个誓言了：只要还是由我在掌管这个院子，我将决不允许政治陷害，决不允许人身攻击，决不允许谣言惑众，决不允许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与同事们一起，保障这个小院落里的人能够轻松、安全、有尊严地活着。 
  我又站起身来，走到窗边。 
  下雨了。霏霏细雨中的校园十分安静。偶尔有几个人在熊佛西院长守护过的小道上走过，也不打伞，也不奔跑，只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办公室更加安静，已经好几天没有人来敲门了。   
  我能听到(1)   
  一 
  一天，一家报纸的记者打来电话，说在前一天上海的分区文艺汇演中，我们学院的一些学生对不满意的节目喝倒彩，破坏了剧场气氛。报纸准备就这件事评述当代青年社会公德的沦丧，希望我也以院长的身份严辞批评几句，使学院不至于太被动。 
  我问：“对于满意的节目，我们学生叫好了吗？” 
  记者说：“叫了。喝倒彩和叫好，都很大声。” 
  我说：“那么请你报道，我院长和学生完全站在一边。剧场不是办公场所，不是居民社区，本来就应该接受公众的强烈反馈。莎士比亚怎么出来的？就是由伦敦环球剧场的观众一年年欢呼出来的。整部世界戏剧史，都是由观众的叫喊声筛选出来的。连戏剧学院的学生到了剧场也变得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那还办什么戏剧学院！等着吧，过些天稍稍空闲一点，我会亲自带着学生到剧场去活跃活跃……” 
  记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轻声说：“说得好，真没想到！” 
  那篇评述当代青年社会公德沦丧的文章，终于没有发表。过了不久，一件真正的大事发生了。我接到报告，舞台美术系的一批学生到浙江一座小岛上去写生，与当地居民打群架，打不过，受了伤，已被羁押。当地有关部门要学院派人领回这些学生，并承诺对他们严加处分。 
  “当地有关部门的意思，拿着处分决定去，他们才放人。”学生处的负责人沮丧地说：“打架是互相的，我们也不能处分得太重……” 
  “不，这里有鬼。”我说：“小岛上，打群架？当地人多还是我们学生人多？我敢肯定是我们学生受欺侮了。立即向上海公安和浙江公安报案。根本不考虑处分，对于学生，我们的第一职责是保护！” 
  果然，是我们的学生受了欺侮，尽管欺侮他们的人群与当地政府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如果听命于当地政府，那学生们就真的是求告无门了。因此我和同事们决定，以最亲切的慰问仪式，到码头上迎回学生。那些缠满绷带拄着拐杖的学生本来是准备接受处分的，看到这番情景，热泪盈眶。 
  从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学院的几个领导人只要出现在学生聚集的场合，总会听到一片欢呼声。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一系列观念的转变。我们自己的青春，已经在一系列陈腐的观念下牺牲殆尽，因此，当我们稍稍拥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最知道要为观念的转变作出示范。时不我待，若不采取响亮的行动，一切都会来不及。 
  二 
  记得在我担任院长之前，社会上还曾掀起一个左倾的小运动，一些文革时期的大批判专家又在报刊上点名批判一个个作家和一部部作品了。与此相呼应，不知哪个部门又严厉地管束起年轻一代的服装、发式来，例如规定男学生不准留胡子，女学生不准留长发，说胡子和长发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学校还请来了理发师，要强行剃剪。但是文革毕竟已经结束，大家不愿俯首帖耳了，我的一位女同学在南京任教，居然领着一些不愿剃胡子的男学生举着胡子茂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校内游行，以示抗议，上级倒也是无可奈何。 
  上海的话题主要是集中在牛仔服上，一度居然有那么多官员和文人坚信学生穿牛仔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事件，强烈呼吁予以严禁。翻开报纸，一篇又一篇杂文、小品文、随感录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牛仔服，那种冷嘲热讽实在叹为观止。有的说美国牛仔有大量犯罪记录，抢掠淫荡近似日本侵略军；有的说牛仔服直接标志着“跨掉的一代”，中国青年穿上了，证明杜勒斯“和平演变”阴谋正在实现；有的杂文家更是异想天开，说过去美国人把中国劳工说成是“猪仔”，现在又让中国青年当“牛仔”，今后一定还会有“羊仔”、“驴仔”和“狼仔”；有的杂文家则独辟蹊径，说美国人自称“约翰牛”，把中国青年当牛仔其实是想“讨便宜”，用一堆劳动布换取了长辈的身份；也有杂文家比较抒情，提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巧妙的口号：“喇叭裤吹不响中国人民新长征的进军号角……” 
  就从这时候起，我对中国当代自称继承了“鲁迅遗风”的很多杂文家，再也不敢盲目恭维。他们中不少人，其实还是过去的大批判专家，只不过在腔调和形态上作了一点装扮罢了。 
  这些大批判专家的共同结论是要大家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服装传统，但他们又明确反对舞剧《丝路花雨》所传达的唐代服饰的“妖冶”，因此只捍卫“中山装”。他们所说的“中山装”又不是孙中山穿的有很多纽扣的那一种，其实在我看来还是在捍卫“文革衣冠”。 
  这种大批判发展到后来连西装也否定了，认为中国人流行西装是崇洋媚外的“西崽相”。“为什么不能让欧美人士穿一穿孔子、屈原的服装？”这是他们最得意的爱国主义语言。 
  幸好后来从可敬可爱的胡耀邦先生开始，多数中央领导人出场也穿了西装，那些大批判专家才一时语塞。但是，中央领导人没有穿牛仔服，大批判专家们依然对牛仔服恶语滔滔。我当时还不大了解牛仔服，但太了解大批判专家的惯常做法，又坚信时代已经变了，便到静安寺的一家百货公司买了一套穿上，再动员学院内几个年轻一点的教授一齐穿上牛仔裤在校园里大摇大摆，人称“牛仔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