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

当时教授人数少、威信高，那些大批判专家也奈何不得。   
  我能听到(2)   
  这样的事，等到我担任院长，就不必做了。既然掌了一点权，就用不着采取抗议形态，只须在行政行为中表明取舍爱憎就行。 
  例如有一次在院长办公会议上，一个干部说到舞台美术系某青年女教师行为不端，居然在学生宿舍里与男友拥抱接吻，被一个学生在钥匙孔里看到，这就为学生做了反面示范，应该批评。 
  我对大学里某些干部喜欢查缉年轻人恋爱的嗜好最为反感，认为这种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变态窥视心理最容易扭曲校园里正常的青春气韵，因此除非不让我听到，只要听到，我总会抓住不放，予以呵斥。这次我又一次抓住了，而且与往常一样问明了真相，然后在办公会议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在校园里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说：“女教师谈恋爱，天经地义。我作为院长无法分配给她一间单独的宿舍，耻辱在我，而不在她。对于那个在钥匙孔里偷看人家的拥抱接吻并来汇报的学生，应该给予口头警告处分，责令今后不准重犯。如果重犯，必定严加惩罚。哪个教师或干部如果唆使学生去偷窥别人隐秘，也将受到处分。请把我的这段话，传达到全院所有的中层干部。” 
  三 
  这一系列做法终于被一些学生误解了，他们以为我总会偏袒他们的一切调皮捣蛋行为，于是，活跃了的校园渐生邪恶，而且传染速度很快。 
  这便是我一直担心着的一个悖论。 
  “又打群架了！”学生处负责人向我报告。这个“又”字，使我回想到浙江小岛。 
  这次的事情发生在女生宿舍。一间宿舍里住了六个表演系的北方女学生，五个已经有了男友，谈笑不离恋情，一个没有，无法参与谈笑，却与带班老师有过几次长谈。五个女生怀疑她去“告密”，联想到我反对学生窥探他人隐私向老师报告的往事，以为可以不必麻烦院长，应该由她们来惩罚，便把拳头伸向了那位无辜的女生。 
  五人一旦出手，也就变成了一场显示拳脚功夫的比赛，结果，那位被打的女生被送到华东医院，医生一看那累累伤痕便惊叫起来。 
  我一听就愤怒极了。毫无理由地五个打一个，而且出手如此凶狠！当事情越出了人道的边界，我怎能宽容？ 
  更何况，她们才入学不久，而我们学院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性，第一年本属试读。表演系主任看出了我内心的决断，不断求我网开一面，只作违犯纪律处理，“记大过”、“留校察看”都可以，却不要……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只要不开除，怎么都行。理由是，他们都还年轻，不要影响她们一生。 
  我摇头。从事艺术的人竟泯灭天良，恣意伤害，这个风气不予阻止，整个学院在人文层面上将不可收拾。我们走过无力抵抗伤害的漫长岁月，现在要以行动证明，这个岁月已经结束。 
  我与学院的其他领导人反复商量，一致同意：五个打人女生全部开除。考虑到表演系提出的“不要影响她们一生”的请求，我们又规定，开除的处分不记入档案。 
  开除这五个女生之后，我专向全校学生作了一次报告，主要不是说学校纪律，而是论述艺术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在这之后，我还签署开除了一名男生。 
  那天傍晚，我到学生食堂用餐，无意中看到一个无法容忍的场面：一个男学生与食堂卖饭的一位年长女工发生了争执，这个学生竟然把一碗满满的稀饭，盖倒在女工头上！ 
  几天后，我在大会上向这位男生讲述开除他的理由：“第一，你是青年，她是长辈；第二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第三，你是大学生，她没有文化——凭着这三点，你还这样做，非开除不可。” 
  在一次次处分学生的过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我们过去多么希望年轻的生命能够排除一切高压强力，勃发出灿烂的生命光辉和艺术光辉啊，但当我们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一点，竟发现勃发出来的有一半是邪恶。在校内我暂时有权整治，在校外呢？邪恶既然已形成了一种勃发的势头，靠我们的处分能够阻遏得了吗？如果这些新起的邪恶与社会上残留的历史邪恶合流交汇，将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这些邪恶不以拳头或稀饭的形态表现出来，又将会形成什么局面？ 
  四 
  更苦恼的事情是，我们的处分那么正义，却也保留着一些疑问。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一个杰出人士云集的场所喝酒，一位可爱的女士恭敬地称我院长，并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畅谈中，他们思路清晰、体察世情，让我精神陡振，便问那位女士是哪一届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她说：“院长，我就是被您开除的五个女生中的一个。” 
  一次去海口，朋友到机场来接，顺便说起还有我的一位学生也想来，但走到半道就换车回去了，似乎对我有一点尴尬心理。我细细追问，终于明白，他就是被我开除的那个男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本份职员。 
  我在交谈中问过他们对当年开除的看法，他们都说，那个处分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但是，就在与他们“重逢”的前后，我还遇到了当时学院里的几个优秀学生，与他们一对比，心情就复杂了。 
  例如，那个依然英俊的学生我给他颁过奖，毕业后多年不见，却在飞机上遇到了。他很繁忙，也很得意，没说几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他在省文化厅负责创作。问他参与了哪些创作，他报了八、九个剧名。   
  我能听到(3)   
  我问：“这样的戏，听起来都比较左倾保守，能做好吗？” 
  他说：“几乎所有的大奖都得了。全省的，全国的。” 
  我问：“有观众吗？” 
  他说：“也有一些。以送票为主。” 
  我问：“有自己来买票的观众吗？” 
  他说：“这很少。” 
  我问：“多少？” 
  他迟疑了一下，说：“每场十五、六个吧。” 
  我问：“每个戏演几场？” 
  他说：“两三场吧。” 
  我问：“每个戏该有多少投资？” 
  他说：“几十万。最花钱的是那么多人要浩浩荡荡进北京，去演一场，这要另行拨款。” 
  我问：“为什么非去不可？” 
  他说：“为了评奖啊。我们不去，就要把那么多评委一个个请来，一个个伺候，更花钱。” 
  我问：“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他说：“政府的文化经费，再加上政府指定的企业赞助。” 
  我问：“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阻止？” 
  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老师，这没法阻止。得奖是部长、厅长他们的政绩啊，每个省都是这样。” 
  我看了他一会儿，心想这也是他的“政绩”。在文化经费缺乏，戏剧濒于消亡的情况下，他们却一年年堂而皇之地联手抽取巨款，去骗取“政绩”，这与巨贪剧盗何异？他刚才分明还说，这次他是去承接一个“艺术节”的几个演出项目，款项巨大……这便是我的优秀学生。这样的学生还有多少？他说了，每个省都是这样。 
  正因为是优秀学生，毕业分配之后立即获得重用，管辖着一个地区的创作；正因为是优秀学生，熟悉专业话语，给一大堆文化欺骗行为以专业支持…… 
  我们当初开除的，是另外一些学生。 
  那天在飞机上与那个学生谈完话，我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其实我对近年来各省的文化行为已有强烈的负面感知，却一直不敢承认，有我的很多学生混迹其间。现在，在一万公尺的高空，终于把真相揭开。 
  仍然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自嘲的悖论。 
  五 
  更大的悖论发生在教学中。 
  在当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两难境地，是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无法想象的。 
  首先是必须把所有的高校教师从长久的灾难和屈辱中解救出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恢复他们的尊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耽误，他们绝大多数未曾建立起正常的专业知识结构，又不知道当代国际学术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师的标准。 
  我知道，这种“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点残忍，却是历史转折处两种需要的必然碰撞，无可避免。我几乎不敢正视很多老师的眼神，其中包括许多我自己的老师。 
  于是，上午，我在全校大会上明确宣布，学校的主角是教师，而不是干部，更不是工人，强令今后学院的上下班校车内，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须为教师让座，特别是为中、老年教师让座；下午，我却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全校在业务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师，超过五分之四。 
  我说这些重话的时候，眼睛先看礼堂远处的墙壁，然后虚虚地扫一眼全场，便把目光扫到讲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实没有讲稿，但我要假装有一份讲稿存在。我的口气很权威，但心里还是很脆弱，怕在会场里看到什么。 
  其实，五分之四这个比例是经过严密调查计算出来的，但总有不少教师、干部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说，连堂堂的中国科学院内，合格的研究人员最多也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