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

而余先生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以后对艺术的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时候，学业上的落后曾使我对自己产生过怀疑，觉得自己不是搞艺术的材料。 
  1986年7月，我以不错的成绩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临离校前，我去见余先生。本来我是准备向先生道谢的，但面对先生，我酝酿已久的一肚子话竟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临走，先生给我题了这样一段赠言：只有不停地创造，不停地做事，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前程！ 
  怀惴着先生的这些话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回到了原单位。但我很快发现，这座因袭了太多传统的古老县城和我这个在上海滩熏陶了两年的学子竟是那样格格不入，我像个异类被排挤、打压，甚至有人将我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和对艺术的一些解释看成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在极度的苦闷中，我只好再次求教于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不要怀疑自己，你的进步是肯定的！”“立足于县城并不意味着眼于县城，你应该去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将自己的视野向县城以外延伸和扩展。” 
  1989年，机会来了，山东艺术学院决定借用我去当编剧教师。但由于体制的关系，由于身份的关系，艺术学院的领导明确地告诉我，借用只是借用，调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到艺术学院教书，但是我可能永远没法真正走入艺术学院。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有惯了一个固定单位的我，一下子要沦为另外一个单位的打工仔，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未来的保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文化馆这个尚算自由的工作，毕竟风险巨大。所以，进还是退，去还是不去的矛盾又一次不邀而至。百般无奈，又一次提笔给先生写信，先生立刻回信告诉我：你毫无疑问地应该去，并说你现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获得人生的大自由，就应该到更大的空间里去！并且先生在那个时候就预言，身份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可能在未来将不再会成为人生的羁绊。 
  听了先生的话，1989年11月，我卷起行李走进了山东艺术学院，走上了编剧专业的讲台。先是住教室、教研室，后是住仓库和五个平米的房子。一住就是六年。但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这里找到了更为广阔、更加适合我的发展空间，我用先生的教学态度对待教学，用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学生，我坚信，只要像先生对他的学生那样，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着真挚的关注，就不会有愧于老师这个称呼。 
  如今我在山东艺术学院的编剧专业里，也算是个资深的教师了，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一大群学生。回想自己近20年走过的路，我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余秋雨。是他使我从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健全和成熟的人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宽宏大度，他过人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经变成了我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余秋雨，起码我还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弯路，起码我现在还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学生们去谈经说道，去讲述艺术的真谛。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对我的先生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我都是自己反复嘟哝一句话：“先别急着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边去认认真真地做两年学生，你甚至连傍着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会改掉！”   
  跟老师聊天（毕大松）   
  离开学校后，估计我与秋雨老师的交往与其他同学相比应该算是频密的。在武汉前往黄冈赤壁的路上，在香港维多丽亚港驶向长洲岛的小轮上，在深圳签名售书的仪式上，在很多场合，我们都有过无拘无束的交谈。这种谈话散淡平实，轻松舒畅，老师不显威严，学生不觉紧张，令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话题虽然天上人间，但聊得最多的还是散落在世界各地同学们的情状。 
  每次一见面，开场肯定是相互交流各自最新所了解到的有关同学的近况，每当这时候，余老师总是显得很兴奋，而且提示道：“你先说，你先说。”听我讲时，他头稍右偏，面带微笑，身略前倾，全神贯注。听到曲折处也不插话，脸上显出既好奇、意外，又了然于胸的神情。轮到他讲，则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讲事迹是画龙，评得失是点睛，寥寥几句勾勒，某同学在我心目中已经淡漠的印象马上在眼前鲜活起来。讲到高兴处，学生大笑，老师小笑，满桌人为之动容，连庄重矜持的马兰老师也不禁莞尔。马老师也能点出许多学生的名字并经常问及，我想是受余老师的影响吧。 
  跟老师聊天过程中可感受到他对学生真诚的关爱。谈及某学生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余老师总是给予热情肯定，而对学生的工作、生活及人生坎坷，他总有一份长者般的牵挂。毕业十几年后，我们班同学中真正从事戏剧或其它艺术的已屈指可数，当年在广西的老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聊起他时，虽然爱用“眉头紧锁、忧国忧民”来调侃他对戏剧的热爱和执着，但对他编导的许多好戏，余老师还是赞赏有加的。兴致所至，立马拨通电话天南海北一番，但在电话里却一字不提艺术。现在老蒲已是上海越剧院的艺术总监了，仍能从余老师的言谈中体味他到对这位坚守阵地的“孤独牧羊人”的爱惜。谈及湖南一位刘姓学生因病英年早逝时，老师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切的同情令人感动；有位学生因个性问题与单位领导关系不妥，老师要求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协调，后来知道他自己也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工作。 
  跟老师聊天就像回到学校的教室。老师走的地方多，经的事多，见的人多，看的书多，每次聚会他都会捡重要、经典的部分讲述和点评，有些东西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让我们这些终日蝇营狗苟的人求知欲大增。记得一次老师讲了个笑话：说是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在立誓“五年超英”、“十年赶美”，有人问郭沫若有什么目标，郭老犹豫再三说：“十五年争取赶上陈寅恪。”一下子激起我对陈寅恪的兴趣，满世界去找他的书和有关他的介绍，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学生时代那份求知上进的感觉。平时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扮老练，装持重，自己也觉得累，但到老师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问一些幼稚的问题，顽皮卖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有段时候聊得较多的是盗版。其实，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伤害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要严重得多。盗版集团越来越规模化、现代化，他们有许多线人，盯住你的一举一动。骚扰电话可打到家里、酒店里，有强逼也有利诱，一句很不经意的话就可能为他们带来牟取暴利的机会。老师总说那些人印书就像印钱。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书店看到大约有七种“余选”，连忙打电话向老师咨询，结果被告之有三种是盗版。在反盗版问题上，老师一反平时宽容随和的风格，态度非常强硬，在多篇文章中义正词严地予以反击。当然我还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与盗版集团既要斗勇，更要斗智。 
  跟老师聊天是学习，是享受，是一次“精神桑拿浴”，我总是期待和珍惜这种机会。   
  中国知识界的方向（厉震林）   
  转型这个概念，是目前中国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但是，它的意义，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实，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余秋雨老师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方向。 
  余秋雨老师也曾经彻夜于青灯黄卷下，著书立说，按照传统文人生活形态，在书斋中安 
  身立命，成就辉煌巨著，但是，终于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师感觉如此继续做下去，可能会产生知识的失效，产生一种重复怪圈，必须走出书斋，到文化和历史的第一现场，亲自触摸知识生命的原生态，寻找学术灵感，然后回到书斋，重新著书立说。 
  这走出的一步，对余秋雨老师是一小步，但对中国知识界，却是一大步。 
  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较为缺少田野调查精神，在书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东抄西抄，剪剪贴贴，做些所谓“学术”。自然，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难度很大，很容易失却鲜活的学术原创力量，而成为“掉书袋”学问。 
  余秋雨老师的走出，并不是否定这种书斋学问，但是，中国这样的学问家太多了，需要出现像余秋雨老师一般的学者，到原始的知识现场，给中国文化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师出走得早了一点，许多人便不习惯，原有学术生态受到冲击，于是议论纷纷，但是，并不奇怪。 
  正是因为接触了知识现场，余秋雨老师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实气息，形成文字以后，便与大众对原创的知识渴望产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成为社会文化“圣经”。余秋雨老师又将自己的考察思想广为传播，让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应该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终是为大众服务的。 
  沙龙式的学者，又不习惯，于是，同样议论纷纷，但是，同样并不奇怪。 
  余秋雨老师的一步，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1)   
  一 
  余秋雨先生与湖南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