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

这种缘分首先体现在他对这方山水的喜爱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师来长沙招生，在考场上我们相识。自此之后，我记得他来过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来，约有十余次。每次讲学、授课之余，他亲历三湘四水，前后到 
  过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郴州等地。据我所知，除了他的故乡和长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来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湘地山水风情、文化蕴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于心的情结，于是便有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写洞庭湖，写岳阳楼，写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后者写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是先生心中的圣殿，他曾多次拜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过，聆听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从“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谒岳麓书院写起，牵出了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绵绵思绪和深层思考，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景物与情感相撞，从延绵千年的庭院，读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和灵魂。 
  这两篇文章的确是两篇散文佳作，对读者的影响颇深，对这几处文物和景观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阳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不少来岳阳的旅游者和考察者，都会提到《洞庭一角》。笔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参观岳麓书院，虽然他们的职务和职业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美国，洛杉矶湖南同乡会邀请我们出席新年联欢会。会上，我唱了一曲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远在异乡的家乡人得知我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便围过来打听余秋雨老师的情况，几位教授和画廊老板，还与我谈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说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别之时，含泪相约，来年同游岳麓书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为学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过程中发现，他对湖南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名人相当敬仰。他在讲学和文章中对湖湘文化深怀敬意，对屈原、朱熹、张轼、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杨昌济、齐白石、田汉、欧阳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遗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写文章，他教我不要脱离湖南的文化传统；思考问题，他要求我必须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础。前不久，因创作一位湘籍艺术名家电视连续剧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诫我，要写出湖湘文化的影响，从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积极意义。其实，无论是从余老师的散文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还是在众多文化活动中显现的人生态度，都可以觉出作为湖湘文化重要内容的“经世致用”和“忧患意识”对他的重大影响。 
  余秋雨先生不仅喜爱湖南的山水和人文传统，还对湘菜情有独钟。每次来湖南，他都要与学生们聚会，每次都提出吃湘菜。作为江浙人，他不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们领他去吃湘春楼的名菜--水煮活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来到长沙郊区株易路口，走进简陋的小店，品尝一大脸盆鱼，吃得赞不绝口。也许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瘾，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经常点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欢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请我吃饭，宴设假日大酒店，点的是满满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几位学生一起去看先生，他与夫人马兰商议，还是在一家湘菜馆请我们吃饭。我们来到华侨城边上的一家饭馆，先生说这里的湘菜最正宗，进去之后，饭店的老板和服务员与他们夫妇很熟悉，“余老师、马老师”叫个不停，很是亲热。点菜时，根本不用菜谱，他如数家珍地点了一大桌，还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今日不巧，店里没有新鲜鱼头，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酱辣椒蒸鱼头了。 
  余秋雨老师在《千年庭院》的结尾处写道，“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这篇文章我读过许多遍，每每读到这段话，都不禁泪水朦胧，发热的眼眶里浮现出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余老师的湖南学生很多。湖南进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有几百人，现场听过他讲课的有几千人，电视上看过他讲学的有几十万人，读过他的书的人则是数不胜数。据我所知，不管是哪种情况下相识，他都会很珍惜缘分，不管他教过你多长时间，或者根本不曾谋面，只是通过屏幕和书本相识，你一旦有事相求，他一般都不会拒绝，并且尽力相帮。见不着面时，一封信写过去，不日便会收到厚厚的回函；有机会在一起，不管讲学、应酬多忙多累，他都要把你的问题扯清楚了才肯休息。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学生因病去世后，其女想报考父亲的母校，余老师知道后，虽然他当时极忙，又不常在上海，仍千方百计帮忙联系，而且一直牵挂在心，来岳麓书院讲学时，还在问询这事，并看望了学生的遗孀和女儿。这次余老师到郴州讲学路过长沙，聚会时看到一位学生气色不佳，离开湖南时一再叮嘱我，要与这位学生聊聊，并托我转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积极生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2)   
  湖南号称“戏剧大省”和“电视大省”，涌现过不少优秀的戏剧剧目、电视剧和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电视艺术家。其中不少艺术家听过余老师的课，不少剧目和节目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余先生的影响。前不久，我与余老师谈到一部有争议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主创人员也曾听过余先生的课，余老师托我转告，面对批评不要紧张，要有自信，这部片子总会有人写的，如果需要，他愿意给这部片子题写片名。 
  学生需要，余老师会毫不犹豫给予援手；先生有事，他则不愿学生为他担心。当他遇到不公正的舆论环境时，学生们也曾写信、打电话、甚至拍电报，安慰、声援老师，并要求写稿子参与讨论。而余老师则以乐观的情绪、健康的心态回应大家，认为这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要大家安心做自己的事，不要介入无意义的纷争。这次在湘南大学讲学，一位学生提了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余老师十分宽容大度，一再要求学校领导不要难为这个学生。 
  二 
  余秋雨老师与湖南结缘，应始于岳麓书院。但令人们始料末及的是，也是因为这座名闻天下的岳麓书院，使浩荡湘水掀起了澎湃的“余”波。 
  据说，清代有一位湖南名士到江浙一带讲学，当地的学子不买他的账，处处与他为难。他作了一幅对联，硬是把那些人震住了。联曰--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笔者把这幅充满湘人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对联中的一句稍加改动，自然有些玩笑意味，但如果以湘水代湖南，以波澜寓影响，余秋雨先生在岳麓书院的演讲，确实曾经令湖南的文艺界、知识界风生水起、波涛起伏。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七月流火的长沙闷热异常。火热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余秋雨老师的头像和岳麓书院的背景，煽情的文化广告一再强调--“千年学府，世纪之交，学术盛会，麓山论道--余秋雨设坛岳麓书院”。不少媒体采用多种方式，预告余秋雨要来讲学的消息，也发表了一些人对这次活动的担心和质疑。 
  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我心中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又能见到先生听他演讲，这是难得的启迪和享受；忐忑的是如此情势，恐怕会起一场风波。大约是七月八日，新闻界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余老师已经到了长沙。我问住在哪里？他说不能告诉我，但离我的住处不远。我觉得奇怪，先生来湖南，一般都会提前告诉我，行程紧急也会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有一次他来长沙给全国获奖的电视编导讲课，就是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我问他在哪？他说就在我楼上，我以为他开玩笑，上去一看，果然在那里。这次他来长沙，一点信息都没有，使人将信将疑。 
  我到附近几家宾馆查询没有结果，最后来到九所宾馆。担心总台保密，便直接上楼问服务员。服务员看我不像坏人，便问是不是马兰的先生，我连忙说是，她告诉我先生在二零五房。敲开房门，先生惊喜地起身迎接。他说正在找我，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将寻找经过简述一遍，便向先生讲述了心中的忐忑，还向先生提出电视广告中说的“论道、设坛”不妥，影响形象。先生听了以后，马上给电视台的人打电话，要求修改，但对方答复已经这样了，不好再改。 
  余先生告诉我，这次来长沙，是为了找个清静地方改剧本，中央电视台请他把黄梅戏《秋千架》改成电影剧本，要尽快交稿，他看了看地图，考虑到自己是湘财证券的文化顾问，便决定来湖南，既然来了，邀请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也是自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