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译

    《管子·戒第二十六》记载，管仲曾对齐桓公讲过：“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在这句话里面，管仲意欲阐明的事实是：“没有翅膀的名声，一样可以四处飞扬，而没有血统关系的感情，同样能够牢固培养。”对此，凡文章书写者，一旦彻底明白了这里面的义理所在，再于舞文弄墨之际，也就能够特别谨慎小心了吧。
    自古至今，无论名人大家，还是随便舞文弄墨者，亦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只要大家一起跻身文坛之上，都难免会被放置一起，共同遭受后人一而再三的相互比较、彼此挑剔和众口评说。即便历代圣哲贤达的经典名作，在他们中间，亦无论属于才华横溢的神来之笔，抑或就是深思缜密的精益求精，都同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依然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缺陷和错误，因而会受到近似吹毛求疵的斥责。
    三国时期的曹植，才高八斗，文章盖世。但是，当父亲曹操逝世时，在他写的《武王诔》中，竟有这样一句话：“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大意是：墓门一关，圣体永远蛰伏了。）；另外，曹植曾经给侄子魏明帝曹睿，写过一篇《冬至献袜颂》，里面有一句：“翱翔万域，圣体浮轻。”（大意是：穿上这袜子后，身体能够漂浮起来，可以巡视国家四方了。）然而，如果使用像胡蝶一样“浮轻”以及如昆虫一般“永蛰”的比喻文字，来赞美尊贵的帝王，这在礼仪上怎能算是恰当的措辞呢？
    西晋时期，在著名诗人左思《七讽》（今亡轶）中，竟然说孝道也可以不顺从。像这样的话语，简直公然违背了圣人教诲，所以文中即便还有其他特别高明的观点，也就不值得再看了。也在这一时期，当时最擅长写哀悼文章的潘岳，在悼念家兄时，竟然用到“感口泽”；而且在追思早逝女儿时，还使用了“心如疑”的字句。尽管在《礼记·玉藻》中，确实有这样句子：“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大意：母亲去世后，再不敢使用她曾经用过的饮具，仿佛杯口留有母亲的气息。）；而且在《礼记·问丧》中，也存在这样的话：“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大意:去送丧路上，如同活着时的仰慕追寻。回来路上，还怀疑是否真的逝世。）。但是，像这种“口泽”“如疑”的用法，通常主要针对至尊的父母，若用于兄弟儿女，即便文辞写得再哀怨悲怜，却有失礼仪尊卑的伦理大义吧。
    单言上述人物比拟中具体例句的得失，也就不难明白：在文章中，凡涉及帝王、君臣、父母、兄弟、子女时，必须要顾忌尊卑老幼的论理规范。但是，东汉时的崔瑗，为当时的一位李公，所书写的诔文中，竟然把他比喻成黄帝和虞舜。还有魏晋时的向秀，在他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中，将嵇康临刑时与儿子的告别话语，竟然与李斯的情况相互比对。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在一般文章中，如果选用比拟对应时，尤其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处于某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在美好品行方面，所使用的比喻可能过头一些，但也不要在败坏他人德行方面，选用比喻的太过丑陋。所以，像《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齐国大夫高厚在诸侯宴会上，当众表演违背礼仪的歌舞时，不但其本人遭到谴责，而且致使其国家处于被动地位。毋庸讳言，精巧新颖的言谈文字，一般都特别容易吸引耳目，而拙言悖论的措辞腔调，一样也不难被人识破，并且遭到质疑、谴责或憎恨。这如同白玉微瑕一样，之所以司空见惯，因为彻底清除干净甚难。所以，世间文章中存在瑕疵现象，实在不胜枚举。上面四个例句，仅是窥斑知豹而已。
    文章之所以成立，并还能传播，依赖的不过就是字词文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意义罢了。所以，书写文章时，尤其在选择字词文句当中，特别需要训诂周正之后，才有可能在表情达意上，达到准确精道的理想效果。然而，除了像字词文句本身的含义需要十分准确外，更需要组合起来的字词文句，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整体观念和个人意见，都必须合乎社会民众热切向往和积极尊崇的道德伦理，这样才有可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传扬广播。
    自晋末以来，文学作品的创作意旨，逐渐飘忽不定。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像“赏际奇致”的鉴赏话语，并且还有如“抚叩酬酢”的怪诞评说，甚至单凭文章中的某一个字，即可评价为涵盖了全部文章的志气情怀。然而，“赏”或“赏际”的本义是“因功而得到物质奖赏”，这和内心感受、思想颖悟和精神升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而“抚”或“扣”都是一些肢体动作而已，怎能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对错呢？像这样一种批判文学的“指瑕”评说，在具有鲜明“美刺”价值意义的《诗经》之“风、雅、颂”中，不仅没有见过，即便在整个汉魏时代，也不曾耳闻。所以，像如此怪诞奇葩的“指瑕”，或说文学鉴赏，或讲批评文艺作品的使用标准，尽管貌似情有可原，然而即便单凭训诂，也会即刻知道其中的荒诞谬误。至于艺术鉴赏为何走向了如此低劣的程度，究其根本，一是源于世道错讹失序，二是文风涣散不经。正因为如此，自刘宋至今，即便有才华的作家，也没有根本转变此等散漫荒诞的拙劣文风。而像这样一种不良文化风气，既然已经积习成俗，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啊！
    毋庸讳言，近代作家，彼此太多避讳，相互更加猜疑。他们相互之间，在类比修辞中，不仅热衷挑剔声韵的毛病，甚至于反切读音中，尤其喜欢吹  毛求疵。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虽然他们都不屑与古典经书为伍，然而对于时尚流俗，却格外情有独钟。例如一般文章中，一旦存在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字词文句时，就应该彻底删除掉。因为剽窃别人的文章，如同孔子谴责阳货一样，等同把鲁国宫殿的宝玉大弓，据为己有……这可属于罪大恶极啊。所以，全部抄袭别人的文章，罪同入室抢劫；部分抄袭，则类似小偷小摸。如果把古人作品当成自己创作成就可视为德行浅薄的话，那么剽窃同代人的作品，则应属无耻之尤吧。
    另外，像后代注解前人的书籍，主要是为了训诂字义和明辨事理。但是，有的释说注疏，却走向歧途，变成了蓄意歪曲和武断演义。例如在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有一句“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畴”。其原文本义，是感慨在中黄古国，一直盛产能够搏击虎象的勇力壮士。然而，三国吴人薛综，却把勇士注解成了太监头领，进而把原作品宣扬“选择勇士”的佳话，反而变成了“驱使太监”的意图了。又如《周礼》记载，按照古代“井田制”征收赋税，有十井三十家捐出一匹马的规定。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针对“井田制”捐出马匹的“匹”字，竟然解释为“量首数蹄”等……这纯属肆无忌惮的胡思乱想，与是否明辨事理，简直毫不相干吧。
    不言而喻，古往今来，凡读习经书典籍，一贯崇尚“训诂字义”“辨别名称”，即所谓“正名”。在日常读习写作中间，究竟达到何等程度才叫“正名”呢？举例说明，像常见的“车辆”和“马匹”，它们为何由两个单字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固定名称或名词呢？若“正名”的话，其原因在于：最初形成这两个名称时，针对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使用的车马，而是指符合礼仪出行时，必须要乘坐的车及其驾车的马。古代讲究礼仪时，凡出行乘坐的车和驾车的马，一开始都是两两搭配使用，即承载人的车，必须分“正（主）车”与“副车”，故统称“车辆”；而驾车的马，分两旁的“骖马”和中间的“服马”，故统称“马匹”。所以，伴随车马的广泛使用，甚至就是单车单马，已然积习成俗而畅通无阻，像“一辆车”“一匹马”，属于名副其实。类似情况，常用的“匹夫匹妇”，其源头雷同。由此可见，即便“车辆”“马匹”这样通俗平常的字义名称，因为隔世变迁，也容易造成理解、释说、溯源上的谬误。那么在诗词歌赋中间，即便就是一些看似浅显易懂，甚至属于近代眼前的故事说辞，往往也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依此类推，历代钻研注疏古代经书典籍的文章，如果存在一些瑕疵以至于显著性差错，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本文论说“指瑕”，像上面稽查例举的具体人物及其文章，尤其是“量首数蹄”“选勇驱监”等，都是一些偏颇差缪的典型案例，旨在引起后人的警觉戒备。大千世界，比如绘画的颜色，最初都十分光鲜艳丽，伴随年代愈久，他们必定变得暗淡模糊。然而，文学艺术作品则不然。因为伴随时光迁移，尤其通过后人对前世作品的不断指瑕、释说和批评，真正的文艺精品佳作，反而会愈发熠熠生辉。所以文人作家，务必于艺术创作之际，特别在字词文句的选择上，务求谨严慎重、精益求精……唯如此，才有可能传之千载，而永无愧色。
    总而言之：后羿射偏曾羞惭，东野败驾迹在先；智者千虑有一失，精益求精莫等闲。白玉微瑕难磨灭，温润刚劲贵天然；文章何惧被指瑕，光阴历炼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