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译

    东汉时的王充，年近七十岁左右，所著述的《养性书》十六篇（均亡轶），完全是他个人亲身经历的经验总结，而不是凭空捏造，或抄袭别人的文学成果。由此可见，写作养生的书籍，需要有亲身经历，才能生动而吸引人。
    人生于世，为了满足耳目口鼻的享受，而不得不忙忙碌碌，四处奔波。而这种受感官欲望的驱使，最终达到目的的结果，不过仅是满足躯体存在下去的基本物质需要。然而，人们通过书写文字，致力于把心虑、思维和想象，通过言辞文句表达、倾诉和展示的方法方式，则属于人类在个性志气、情感意志方面，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精神索求。
    人的一生一世，只有壮志情怀得到了率性释放，唯有心愿意向得以和谐达功，才属于道德理想上的融会贯、名副其实，才会是性格修炼上的滋润顺畅、和谐圆满吧。如果人生，深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身心劳顿，并且不能自拔，必定会带来精神疲惫和病魔缠身，从而导致精气过早的衰竭及其凋亡。这就是自认天道及其数理变化的必然结果。
    传说“三皇”年代，凡卓越人物的举止言行，都十分率真质朴，完全没有玄虚华采的道德说辞。唐尧虞舜时期，篆刻文字开始兴盛，像言辞敷陈的篇籍，主要见于宫廷中帝王与大臣之间的书录。历经夏、商、周三代，一直到东周“春秋”阶段，而这期间流行传承的书籍，于文化形式上，虽然明显属于繁文缛节的模样，但在文学内容上，基本仍属于直抒胸臆、就事论事的典范；起码这中间，还没有出现像刻意展示个人艺术才华的娇柔故作。步入东周的“战国”阶段，列国纷争，战火连绵，阴谋诡计蜂拥，奸佞狡诈纵横；与之相伴的文学艺术表现，就是四处涌现出来一些极力标榜自我的奇端异说；而像这样一类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他们举目四望，唯恐不能尽快找到那些可以展示自我能力和个人才华的机会或舞台，他们趋之若鹜的脚步和身影，不只是争先恐后，驰骋文坛的姓名和形象，更是此起彼伏。
    自汉代至于今，文章体例的形式和内容，已然繁花似锦，堪比经典的优秀篇章，仍在层出不穷。单言可以划入“经史子集”中的名人名作，浅阅已经目不暇接，深究唯有望洋兴叹。现代人，如果想去临摹或仿作，即便绞尽脑汁，已经难以超越，甚至望尘莫及了。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指出的像“衰世之俗”“浇天下之淳”一样，时下文章的“浇淳散朴”，在内容实虚比较上，已然与古代相隔千年；现今作家的“殚精竭虑”，于身心劳逸程度上，确实与古人差距万里。毋庸讳言，古代书写文章者，为何坦然自得，并能够从容不迫呢？反观现今的舞文弄墨者，何以诚惶诚恐，却依然无所适从呢？究其根本因由，亦不过如上所示：世俗淳朴已被腐化，返璞归真近乎妄想。
    人类发展的历史，自古至于今，当青春年少之际，涉世虽然肤浅，但意气风发而斗志昂扬；当齿长年老之时，阅历即便资深，却精神衰退且志疲力竭。所以，一个人一生一世，只要气血旺盛，即便穷思极虑，仍能不知疲倦而干劲十足。但是，任何人一旦百思不解，或者穷奢极欲，不但精血衰竭，并且伤神气绝。这不仅是一般生活常识，也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他们身心状况与创作能力的客观必然。人与人之间，尽管每个人都可以极力使用脑力和心智，努力去思学无边无际的知识学问，但是各自的身体状况和才智悟性，确实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所以，在文学创作之中，如果一味追求辞藻靓丽和情理犀利，必定如同短腿的野鸭子，一心期盼能够拥有仙鹤的长腿一样，殊不知身心疲惫，则需要达到何等程度，才有可能梦想成真呢？他们，即便处在年富力强和血气方刚的阶段，如果没有对自身条件和努力方向的正确判断，而是一味急功近利的追求名誉声望；如果总是日积月累的损耗精力气血，那么终将如同《庄子·秋水》里讲解的“尾闾泄之”一样，纵然有汪洋大海般的精力，也经受不住周边的泄露散失；如果总是成年累月的冥思苦想，纵然伴随功名成就上的小恩小惠，亦如《孟子·告子上》中隐喻的“牛山之木”一般，虽然也曾经郁郁葱葱、巍峨壮丽，却因为任意砍伐和牛羊啃食，早早变得草木稀疏、突兀嶙峋了。因此，但凡疲于奔命的殚精竭虑，必然导致积劳成疾，其中道理不是显而易见吗？例如王充，据说在门窗墙柱上放满了笔墨，不假时日的著述立说；又如曹褒（字叔通东汉鲁国薛城人），传说走路睡觉尚且怀抱纸笔，不分旦夕的诵习经书。类似这种夜以继日，像是度日如年的劳顿煎熬，曹操就曾担心的说过，文思过度终会伤害性命；另外，陆云也曾经感慨，过分专心必定作茧自缚、无疾而终。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啊。
    从来读书学习的道理，就是“精于勤奋、荒于倦怠”，故而才有“头悬梁、锥刺股”传为佳话。然而，凡是有志于文学艺术创作者，原本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怀志气，借以疏散自我内心的纠结郁闷。因此，他们本应执着一种从容不迫、自然率性、坦然起止的心态，去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字表达。他们的艺术创作活动，如果变成了殚精竭虑而身心憔悴，以至于著述减寿，甚至于挥墨丧命。这种状态和结果，又怎么可能会是“圣哲贤达”的道德用心？又怎么可能留下来“中正典雅”的道德文章呢？天地之间，人的头脑存在敏锐与迟钝的区别，一个人所处的时势命运，则有顺畅与坎坷的差异。无论置身于何种世道生途，像先入为主、一叶障目、利令智昏的庸常性认识误区，都应该引起所有人的警觉、戒备和防范。所以，《左传·禧公二十四年》中，存在晋文公重耳“沐则心覆”的训诫故事，而《易经·蒙卦》里面，则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的诚恳说辞。
    本章节之所以论说“养气”，其宗旨就是提醒一切从事文艺创作的君子达人，起居务必有序，劳逸必须适当，要始终保持清净平和的心态，更要保障在精神气血饱满的情形下，自始至终率性坦荡的挥毫书写。无论在何等功名利禄之下，一旦感到身心疲惫并思虑枯竭，切记不应再苦心营造，避免气滞神昏而走火入魔。事实上，从来经典篇章的获得，唯有当意念自然的孕育成熟时，才开始提笔抒怀，并如同呱呱落地的婴儿，而且一旦挥毫宣泄殆尽，笔墨顷刻戛然而止……只有这样的逍遥洒脱，才能恰似针灸一样，即刻缓解筋骨疲劳；只有这般的谈笑风生，才会如同药石一般，必能治愈脏腑宿疾。凡文人作家，一旦习惯了于闲适时光中磨砺文才锋芒，并还能时常保持余勇待沽的创作胆气，其运用文笔，终将会达到《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样的游刃有余。人世间，像这样一种理论或实践，虽不是贮精养血，谋求益寿延年的奇门妖术，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也算得上是“通过创作来养气”的良药秘方吧。
    总而言之：天地苍茫，化生万物；思虑烦杂，文章丛生。精神气血，好逸恶劳；修心养性，贵在清净。水面清平可明鉴，火焰静止愈光明；艺术品行贵自然，疯魔狂作非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