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国时代-世界经济大变局

  
  王建：降低外汇储备美国倒未必整你，只要你不把美元储备转成欧元。  
  乔良：你降低的那些部分拿来干什么？  
  王建：买东西，就进口我们现在需要的那些产品，这个事必须和东亚经济区的整合同步。东亚经济区是以中国市场为核心来整合的，中国的市场必须扩大，我们改革以来的前20年，走的出口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收入增长的路子，再往后20年应该倒过来，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出口增长，这么个路子，从贸易看，那就是逆差。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国内市场扩大的过程，因为你收入不提高，哪儿来的购买力，收入提高，形成购买力，增加了进口，就带动东亚地区的整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国内购买力的上升，不见得是要大幅度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而首先是由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带来的，因为中国目前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农村高出3倍。  
  现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国家没有30％多城市人口的情况，人家都是60％、70％的，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样高收入人口增加，扩大国内市场，就把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没有出路的产业吸引到国内来。这个过程就是我讲的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出口增长的增长方式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的外汇用出去，也是扩大中国市场购买力的重要方面。这个环境也是一个国际大环境，美元贬值了，美国一定有一次瘦身过程，为寻求它自己国力的支撑点，它也会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的物质生产能力有所恢复，中国消耗一部分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也和美国那个时候的利益合拍，可以拉动美国制造业的增长，当然前提必须是美元贬下来。就是说美国也发展物质产业，因为它也感觉到，我这种负债经济是不行了。  
  乔良：你觉得美国会不会有可能让美元贬值？  
  王建： 我觉得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因为它现在主要的利益在金融利益上，如果金融利益是大头，虚拟经济为主体，它就不能让美元贬值，但是如果美元不断受到欧元挑战，又不能用军事办法解决，最终还得被迫接受美元贬值的事实，到这个时候，它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美元贬值的负面影响，不要让美元和美国的资本市场出现崩溃的情况。  
  乔良：布什准备提名让格林斯潘继续干下去，格老会选择这条路吗？  
  王建： 格林斯潘也认为美元定价太高，美国股市非理性繁荣和美元的汇率太高有关，美元的贬值，他不希望是狂落，不要伤害他的经济体系，他如果慢慢走可以接受。  
  乔良：如果美元贬下来，人民币跟着贬，或者人民币不贬，会是两种什么结果？  
  王建：美元贬，人民币跟着贬，如果是美元崩溃，那就是我们受损失，没这个问题，有利于中国出口。人民币不跟随美元贬值，就是人民币要升值，对中国的出口不利。在美元还没有崩溃的条件下，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利用美国的虚拟经济来拉动中国的实质经济增长，但有一个做法还是需要改变，就是不要再继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美元毕竟有可能崩溃的前景，拿的美元资产太多了，早晚要吃亏。  
  王湘穗：看来我们要想少吃亏、不挨打，就要把策略与战略联系起来考虑，第一步应减少我们的外汇储备，拿这些钱买东西，推动城市化建设，培育市场。在美国经济势头不好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自己的损失，这是策略；第二步还是要推进东亚区的经济整合，这是从战略上讲的。欧元作为美元的竞争者，在全球力量上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欧元的出现为东亚提供了在夹缝中间生存、崛起的机会。对于东亚和中国来说，要明白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都在美欧争夺货币霸权的夹缝里，美元霸权是吸血鬼，欧元也是吸血鬼，咱们是“刀头舔血”，因此必须小心，要注意策略，掌握节奏，搞早了、急了，美欧都要灭你。日本已经吃了一次亏，亚洲人应汲取教训。    
  摆正自己的战略位置(2)    
  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和我们背向争夺，从长久看，对东亚圈来讲更加不利。我们不能因为讨厌美国霸权，而忽视我们跟美元圈有更多的利益。从利益角度判断，我们要更警惕欧洲的霸权。  
  王建：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王湘穗： 我们不能让美国的货币霸权迅速垮台，因为欧洲主导的经济秩序未必比美国主导的秩序对中国要更有利。  
  王建：高度削弱美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王湘穗：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即中国和东亚是要趁虚而起，而不是帮一个霸权灭另一个霸权，对中国比较理想的局面是三足鼎立。要让东亚货币区能在美欧的夹缝中顺利地出现，就需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对国家和区域长远利益的精准判断。这里的精准判断主要是指时机转换和分寸把握，什么时候与哪个币缘圈走近点或者结盟，削弱对手到什么程度需要仔细算计，需要对利益实行精算，而且是全过程不间断的跟踪评估。  
  乔良：对中国来说，还是希望各国的力量最好处在相互制衡的状态，大国之间互相制衡，最好谁也吃不掉谁。    
  中国的城市化――整合东亚经济的关键(1)    
  中国是外向型经济，资源不足，必须靠加工出口产品，跟人家用工业制成品换资源，工业基地离资源和贸易地点远了不行，中国的战略重点还得放在东部。中国要扩大国内市场，可以通过增加城市人口的办法来实现，而不见得要大幅度提高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工成本，这样就可以既扩大了国内市场，又不使单位产品中的工资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保住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目前到沿海城市打工的主要是农村的青壮劳力，如果能让1亿农村劳动力稳定在城市，并带来他们的家庭，就会有大约4亿人口进城，成为新的城市人口，也会  
  使农村人口从目前的9亿减少到5亿，并且使这5亿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从目前的2亩增加到近4亩，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将因城市化进程而提高。  
  乔良：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把这笔钱拿回来，走城市化更好，还是开发西部更好？  
  王建： 西部要开发，中国的战略重点还得放在东部，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都需要平地资源。中国的西部应该分成西北和西南来看，西北地区是高原，但是干旱，西南地区多山，但是水资源最丰富，如果能把西南地区的水调到西北，就会在中国出现一个新的、面积广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带，但是现在看来难度很大，现在计划的西线调水工程只有每年200个亿立方，这个量解决不了西部地区的干旱问题，差得很远。西北地区大概8000万人口，西南地区大概是2亿人口，但是西南地区的人口，成都平原差不多聚集了1个亿，云南和贵州，少数民族很多，他们居住在山上，让他们进入工业化文明是一个历史过程，西南地区的地形地貌也不适合开发工业。美国中部是大平原，过了落基山脉，在美国的西海岸又是狭长的平原，很适合发展城市和工业经济，中国的西北、西南地区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中国将来的工业化，一定还是在沿海这些地区发展，包括人口，也要向这个地方流动。所以中国资金投入的重点还是应该在沿海地区，包括东北，东北也是平原地带，中国的这几个大平原地带都在沿海。  
  乔良：形成真正的东部城市带。  
  王湘穗：给能下金蛋的鸡喂更多的食。  
  王建： 中国是外向型经济，资源不足，必须靠加工出口产品，跟人家用工业制成品换资源，工业基地离资源和贸易地点远了不行，中国的资源主要还是通过海洋运进来。  
  王湘穗：如果我们沿中亚这条石油管线搞石油加工带呢？  
  王建： 搞石油加工带没有水不行，西北地区没有水，西南地区多山，也没有大的平原展开大城市带可能性。所以在那个地方搞工业，你搞不了多少。像西北的大沙漠，大戈壁，倒是平原，一滴水没有。罗布泊，没了。现在西北地区干旱得非常厉害。所以，你只有把石油用管子给它弄到东部来。  
  乔良： 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市场。我一直认为，市场这个东西，有很多悖论，按你说的中国生产的东西，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自己就能消化。也就是说它不用开拓海外市场，自己也能消化。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国内市场能不能消化国产的东西，这和中国人目前的个人收入大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你的市场就会消化不良，可你要有很强的购买力，必须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意味着提高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产品价格就必然随之提高，价格一高，国内市场如何消化自己的产品？  
  王建： 市场需求总量的变化，既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也取决于城乡人口结构。什么是市场？  
  你说的很对，基础是人均收入，但还要考虑人口的量，因为是人口与人均收入的乘积构成总的市场购买力。像中国这样国家，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但13亿人口，市场规模就是1万多亿美元，美国那样的国家，将近3亿人口，但是人均收入高，所以总购买力就是9、10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