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人家名气太大，没人得罪得起，便都对他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何武也没有和他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派人暗中收集他的罪证，然后再交给他过目。他大吃一惊，被迫主动辞职。后来，他又被征为博士，重新入朝为官，便在朝臣中四处说何武的坏话。何武听说过，却始终没有把他当年的丑事抖落出来。
  恰巧在这个时候，戴圣的儿子在家乡结交的一群狐朋狗友结伙为盗，被官府捕获，落到了何武手中。戴圣以为儿子这一次必死无疑。但是，何武考虑到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便留了他一条性命。
  从此以后，戴圣深感惭愧，对何武的为人深为叹服。何武每次进京，他都会登门拜访，以谢其恩。
  《汉书》说何武为人宅心仁厚，好举贤任能。名著于当世的儒生两龚（龚胜、龚舍）和两唐（唐林、唐尊）都是经他举荐，才有机会入朝为官。
  何武属于这样的人，在位时不声不响，总在潜移默化之间把自己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没人感觉得到他的重要性。只有在离任之后，人们才发现许多事情离不开他，便又常常怀念他。
  王莽把他这样一个人物拿下，虽然铲除了宿敌，但“杀人三千，自损八百”，副作用恐怕也不会太小。
  手段之四，组建核心团队。
  王莽在短短数月之内，一面毫不留情地肃清对手，一面破格提拔新人，迅速完成人事调整，形成以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七人组成的核心团队。这七个人的背景或来历也都非常显赫。
  王舜的父亲王音、王邑父亲王商都曾在成帝朝的首辅，同时也是王氏外戚集团的骨干成员。
  甄丰曾在泗水任王国丞相（与太守的级别相同），且在成、哀两朝均为宫门宿卫。鄄邯是孔光的女婿。
  平晏是哀帝朝重臣平当（历任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的儿子，后来官至大司徒。在西汉王朝，父子二人均担任丞相者只有平家和韦家（韦贤、韦玄成父子）两例。
  刘歆是刘氏宗族，今文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他本人则是古文经学的创始人，个人学术成就在其父之上。
  不知道为什么，刘氏父子均有自更其名的癖好。刘向原名刘更生，在元帝朝受排斥，到成帝朝受重用后便更为现名。刘歆在成帝朝不得意，到哀帝初年因王莽举荐而担当整理典籍之重任，于是便更名刘秀。但他这个名字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同名，而《汉书》作者班固为东汉子民，故对此名隐而不用，还是以旧名记述其事迹。
  孙建在哀帝朝初年便为护军都尉，相当于军队里的监察官，哀帝末年升任执金吾，拜右将军。他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王莽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
  七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用《汉书》里的说法，王莽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
  王舜、王邑本来就是王氏家族成员，刘歆为一代儒宗，孙建懂军事。他们4人的分工并无出彩之处。
  但对二甄和平晏的安排却显示出王莽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处心积虑的政治考量：安排二甄“主击断”，也就是掌管对官员们的纠察、弹劾和审判，目的是想充分利用孔光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以平晏“领机事”，负责处理机密的军国大事，是因为此公本为前朝重臣平当之子，其父的耳濡目染，定然会使他比普通人有更多从政的从容和经验。
  七人核心团队与王莽之间的配合可谓默契非常。王莽这个人平时表情严肃，言辞方直，一旦他表露出某种需要，七人及其党羽便心领神会，主动出面向临朝称制王太后上书奏请。王莽却摆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再三推让。但是，如果王太后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便不会停止上书，再到她同意为止。
  在核心团队形成后，王莽还分外注重“人才梯队”的培养和选拔。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等人均以过人的才干被他选为“后备干部”。
第6章：通“天”的大道
  圣人周公不敌三只“野鸡”
  顺利完成布局之后，王莽并没有把重点转移到如何澄清吏治和解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上来，而是拿三只“野鸡”来说事儿，在权力的大道上继续高歌猛进。
  他上台后不久，便通过益州刺史部的官员，暗示越裳氏部落进献一白二黑的三只野鸡（时称“白雉”、“黑雉”）。
  益州刺史部的治所在成都，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云、贵、川等西南部地区。这些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为主。越裳氏是在越南南部热带丛林中的一个部落，与益州刺史部的辖区接壤。
  这种清一色的野鸡虽然极其珍贵，却是越裳氏的特产，想办法弄几只来，本不是什么难事。
  在此前与中原地区1000多年的交往中，越裳氏便曾把这种野鸡当作主要的重礼进献。
  传说在伟大的圣贤周公（姬旦）辅政时期（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越裳氏便曾派出使臣，千里迢迢给周王朝进献了一只白野鸡。周公担心他们在回去的途中迷失方向，还专门造了一副司南（指南针的前身）送给他们。
  王莽之所以想出这么一个主意，也正是考虑到周公的典故。他处处要向周公看齐。周公辅政时人家越裳氏只献了一种白野鸡，而他王莽辅政时，却黑、白两种都有。
  虽然到了武帝朝才有董仲舒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并从理论的高度对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但是，天道与人事之间相互感应的观念，很早就是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友邦或隶属国进献的珍禽异兽，以及本国出现的奇花异草，都被认为是上天对当权者施行“德政”的褒赏，称之为“瑞兆”；反之，如果出现天灾或反常天象，则被认为是“失德”所致，称之为“灾异”。
  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三只野鸡如期送到长安。王莽便不动声色地请王太后下诏，要将它们作为最珍贵的祭品敬献给宗庙。
  宗庙是供奉先皇灵位的国家祠堂。按照当时的传统，朝廷接收到珍稀贵重的可食之物，应该首先用于祭祀宗庙。祭祀的仪式也极其隆重，至少需要公卿大夫亲自参加。
  果然不出所料，群臣对王莽的意图心领神会，纷纷上书要求效仿周公的古制，参照霍光的规格，增封王莽3万户，并且“畴其爵邑”。
  按照西汉制度，功臣所享的封邑每向下传承一代，便要削减五分之一；所谓“畴其爵邑”，便是指对有特殊功勋的受封者，他们的子孙世袭其封邑时不得有任何削减。
  也不知道王太后此时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居然没有察觉到此事的蹊跷：王莽辅政总共才半年左右时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长安到越裳氏部落的单程距离少说也得2、3个月，还需要带着多名不同语言的翻译，沿途穿越不同的部落或地区。即使王莽的“德政”在上台的第二天便放出大放异彩，并且有人一刻不停地以“接力棒”的形式口口相传到遥远的越裳氏部落。那边马上便有祥瑞（三只珍稀野鸡）出现，然后马上动身，一路马不停蹄地穿越重重艰难险阻来到长安，时间也才刚刚好。但这样的计算显然非常不现实。
  收到朝臣们的上书后，她还装模作样地问诸位公卿大夫：大司马（王莽）当真立有盖世功勋需要如此褒扬吗？你们可别因为他和我的骨肉之情才故意阿谀奉承啊。
  朝臣们便更加夸张地说：是王莽感天动地的功德才生出如此的祥瑞。这种情况只有在1000年前的周公辅成王时才出现过。“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周公生前便享有周王朝的“周”字命名的封号，而王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因此，也应该参照古制，赐予他带有“汉”字的封号——“安汉公”。只有这样做，才能“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于是王太后便把尚书召来，将此事始末及朝臣们的意见详细记录在案。
  这下该是王莽表现自己的无私与谦虚的时候了。他向王太后上书说：拥立平帝这样的大事，都是孔光、王舜、甄丰、鄄邯四人和我共同努力的结果。恳请只对他们进行封赏，不要把我计算在内。
  鄄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对王太后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语），先生既然有安宗庙定社稷的大功，不能因为是王太后的亲骨肉就蔽隐不扬。请先生不要再推辞了。
  王莽还是不接受。
  王太后便派人去请他到长乐宫来，想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
  王莽称病不来。
  王太后便让尚书令正式下诏命请他。
  王莽还是不来。
  王太后便又派长信太仆王闳奉天子制书再去请。
  王莽依然称病不来。
  事不过三。王莽却连推四次，而且，王太后请他的规格一次比一次高，态度一次比一次郑重认真。他始终不为所动，坚辞不受。
  这时候，王太后的近侍之臣便对进言道：看来还是不要辜负了大司马的一番美意，只有褒赏孔光等人，他才会重新出来工作。
  按当时的“行话”，官员在生病后重新出来工作，称之为“起”，象征着从病榻上“起”来。开展工作或履行职责，则称为“视事”，有“看管事务”的意思。
  王太后于是下诏：增封孔光1万户，由（皇帝）太傅升任太师；车骑将军王舜增封1万户，任太保；左将军光禄勋甄丰任少傅，封广阳侯，封邑5千户；侍中、奉车都尉鄄邯封承阳侯，封邑2400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