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孔光、王舜、甄丰三人均“畴其爵邑”，每人赐宅第1区。
  所谓“区”，是西汉时住宅的量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套”。但是，他们三人获赐的“一套”住宅，显然不可能是“几室几厅”的概念。
  相传上古的帝王都有四位最高级别的辅臣，王莽便也设“四辅”之职，即太师、太傅、太保、少傅；同时，又为太子设置相应的“四官”，即师疑、傅承、阿辅、保弼，虽然这个时候，平帝本人都还是个不到10岁的小儿。
  四人受了封赏之后，就在王莽将起未起之时，朝臣们便又给王太后上书说：王莽自己虽然谦让，但朝廷有朝廷的规矩，该封赏的还是要照章封赏，否则全国的干部群众们都会失望的。
  多么默契的配合！
  于是王太后便再次下诏，任命王莽为大司马兼太傅，赐予“安汉公”的封号；按照当年赏赐开国元勋萧何的规格，把召陵（今河南深河市东北）和新息（今河南息县）两县的2万8千户增封给王莽，不但“畴其爵邑”，还“复其后嗣”。
  所谓“复其后嗣”，便是免除其孙子后代的劳役和赋税。
  不仅如此，王太后还把萧何当年的住宅赏赐给王莽，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他的子子孙孙都能世代享用这个象征人臣最高荣誉的豪宅。
  原本想稍稍向后退入“安全地带”的孔光，再一次被狡猾的王莽推到了更加举世瞩目的显要位置上。在“四辅”班子中，他的地位在王莽之上。王莽等于把这位老奸巨猾的孔圣人十四代孙，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船上，逼着他和自己肝胆相照，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一切预定目标实现之后，王莽便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假装迫不得已接受赐封。但他只接受了“安汉公”的名分，却把增赐的封邑及其相应的优惠政策，如“畴其爵邑”和“复其后嗣”等内容一概退还朝廷，说是等到天下百姓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后，再接受也不迟。
  公卿大夫们自然不会同意。王太后便又再次下诏相劝。
  王莽非但不接受，而且还趁势提出了“新政七条”，提请王太后下诏颁布施行：
  其一，封宣帝后人刘信等36人为列侯（最高级别的侯爵）。
  其二，封太仆王恽、右将军孙建等25人为关内侯，分别赏赐相应的封邑。
  其三，以前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自己没有儿子而过继兄弟儿子的，都可以继承养父的爵位（以前则不能）。
  其四，刘氏宗室中，因罪被取消爵位而又有后人的，免除其家属劳役赋税。
  其五，各宗室成员为官者，以廉吏而升任佐吏的，每人增加四百石俸禄。
  其六，派谏议大夫到京师“三辅”地区普查人口和土地状况，把因哀帝驾崩而征收的特种赋税全额退还。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邛成王太后驾崩后，由于国库空虚，一时无法承担巨额丧葬费用，朝廷便向三辅地区临时征收特种赋税，专款专用于邛成王太后的后事。正是从那时起，每有皇帝或太后驾崩，均照此例执行。
  其七，俸禄在二百石以上的官员，试用期内享全俸。
  按照此前的制度，官员第一次任职，必须经过1年的试用期（时称“试守”）；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才能转正（时称“真”）。试用期内所享之俸禄，仅为转正后的40%左右。
  王莽同时提出的原本有还有几条，但这些内容要么是依惯例而行，要么是前朝制度之重申，要么影响面太小，故，本书仅以其中七条，合称为“新政七条”。
  在“新政七条”中，没有一条涉及王莽本人的利益。
  “新政七条”一颁布，举国上下吏民齐欢腾；王莽风光无限；王太后定然也颇感飘飘然。
  这时的王莽，仿佛一位新官上任的国有企业总经理，不是想到如何开源节流，开拓市场，改进管理，增加企业价值，而是一味给干部职工发奖金、涨工资、晋级晋职；还把上级领导及其七大姑八大姨都聘为只拿钱不办事的“终身顾问”。这样的做法虽然会赢得“人心”，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把企业的家底掏空。身为“董事长”或“法人代表”的王政君，非但不制止这种慷公家之慨，邀个人之名的混账做法，反而沾沾自喜。
  王莽这种好拿国家财政做大礼来讨好别的人毛病，这才刚刚开始暴露出来，以后陆续还有更多“精彩”表现。但是，正是这种的“大度”和“风光“，为“王氏帝国”的最后坍塌埋下了伏笔。
  不过，王莽称帝之后，当天下成了他一人的天下，从臣子变成了天子，他便又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掉头，把钱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一个铜板儿都舍不得给别人，吝啬得像个守财奴；还常常言而无信，挖空心思克扣官员们的薪水。这是后话。
  宗室及世袭功臣后裔的繁衍，历来都是封建帝国的一个包袱。帝国寿命越长，这个包袱便积累得越沉重。汉高祖刘邦初起时，父母兄弟子侄总共才32人，但到200多年以后的平帝朝元始五年（公元5年），宗室总人数便发展到了10余万人。
  为了避免此类负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西汉王朝很早便沿用了一些“减负”的办法。比如，先人们获封的领地，每向后传承一代便减少五分之一；再如，家庭核心成员如有重大违法乱纪，轻则大幅削减封邑，重则除其封国，免为庶人，如此等等。
  但王莽此番大规模“复活”那些已经失去供俸或特权的宗室及功臣之后，无异于为衰老的帝国重新背上沉重的经济重负。但他不管这么多，现在的天下还是人家刘氏的天下，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全国人民的拥戴。
  “人心”不是王莽的终极目标，他感兴趣的是权力。
  公卿大夫们向王太后进言：现在的俸禄在二千石左右的省部级官员（列卿或郡太守）都是过去从下层官吏中逐渐提拔起来的，各州部举荐的所谓杰出人才（时称“茂才异等”）也大多徒有虚名，建议由安汉公对他们逐一考察。这样的小事情今后不应该再来烦扰太后老人家。
  在西汉王朝的人才举荐科目中，有一种称之为“秀才”；秀才中特别杰出者称之为“异等”。《汉书》作者班固为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讳，便在写史时把“秀才”改称为“茂才”。
  王太后原本对朝政就没有什么兴趣，如今垂垂老矣，有限的精力更不可能支撑繁重的政务；加之王莽“大公无私”的表现确实也打消了她的顾虑，于是便非常干脆地同意了这样的建议，只保留了对臣民赐爵封侯的最后决定权。
  人事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这样的授权正是王莽梦寐以求的。他抓住这个机会，把中央和地方的高官们一个个找来单独谈话，私底下对他们广施恩惠；如遇不识时务者，则一纸奏书罢免之。
  从此以后，王莽便真的可以呼风唤雨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元始元年五月），出现了日食天象。
  好在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高官都已经被王莽“搞掂”，因此他似乎并不是特别担心会出现不合时宜的声音，便大大方方地要求在职高官各举荐一名敦厚能直言之士；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王莽相信刚刚经历了一番人人过关式的“洗礼”之后，不会再有重量级的人物敢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即使有一、两个小泥鳅，也不可能掀起什么大浪来。
  果不其然，在职的高官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此事保持了高度的沉默。这种局面在帝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莽真正关注的问题是：平帝虽然年幼，但他毕竟是皇帝，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早晚是个祸害。西汉王朝“外戚”辅政的传统由来已久，王莽本人就是这个传统的产物。每遇新皇帝即位，都会有母亲和舅舅们迅速介入到朝政中来。这样的传统已经被天下吏民广为接受。如果哪位新皇帝的母亲和舅舅游离于帝国权柄之外，反而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因此，只要是皇帝的外戚，便会拥有当然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王莽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六月，他派心腹甄丰带着天子玺书去中山国，拜平帝的生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而非皇太后！）；封帝舅卫宝、卫玄兄弟为关内侯。但特别强调，他们都只能留在中山王国内，不得跨入京师半步。
  转眼便到了各位高官举荐的敦厚能直言之士上奏“对策”的时间了。所谓“对策”，是指臣民们针对天子或朝廷给出的特定主题发表的意见。
  基本上还是一片虚辞赞颂或为当权者开脱的声音。但却有一位叫做申屠刚的扶风功曹，不识时务地建议在长安城内给卫氏另筑别宫，让她定期进见自己的皇帝儿子；同时还建议让两位帝舅担任近侍之职，让他们精心捍卫天子，“以抑患祸之端”。
  这位申屠刚显然并没有经过王莽人人过关式的“洗礼”，因为级别太低。所谓“扶风功曹”，便是京师“三辅之一”的右扶风所部的属吏。
  结果可想而知，申屠刚马上便因“僻经妄说，违背大义”而被罢了官。
  犀牛、马屎及其他
  总的来说，元始元年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过去了。元始二年（公元2年）悄然而至。
  在这一年，平帝刘箕子正式更名为“刘衎”。原因是“箕子”二字是一种用于扬米去糠的农具名称，也就是今天南方地区的“簸箕”。
  刚刚在上一年从三只“野鸡”身上尝尽甜头的王莽，这回决心玩一个更大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