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东平王刘云夫妇因“瓠山祭祀”获罪（前文已有交待），已经守寡的解放也受牵连入狱。当时刚刚当上御史大夫才几个月的王崇，给哀帝上密奏，为解放说情。结果非但没有救成解放（后被诛杀），自己反而被贬为大司农。
  平帝即位后，大司空彭宣退休。王崇继任，封扶平侯。
  令人蹊跷的是，王崇退休后1年多，便莫名其妙地被自家奴婢下毒害死了。史书对王崇的死因没有任何交待。他的死是否与王莽有关，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王莽对王崇的死表现得非常冷漠，并没有让他的儿子继承侯爵和封邑，而是直接取消了事。
  王崇去职后，甄丰继任为大司空。
  当时一位有名的怪人叫梅福，据说是事先预感到了王莽要篡权，竟然突然抛妻别子，一个人离家出走了。
  关于梅福的去向，当时便众说纷纭。甚至有一种说法，说他成了仙，驾着仙鹤去了天上。这种说法的流传最广，也最久，到东汉王朝也有人深信不疑。
  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后来有人在会稽郡的吴县（今天的苏州）见过他。还说他已经隐姓埋名，在吴县的农贸市场做了一个门卫。在梅福身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因此，这样的结局也不是没有可能。
  梅福此人，年轻时在长安求学，在成帝朝便因出众的经学修养而做过几天的“郡文学”，类似今天教育局里的干部。后来好不容易补了一个南昌县尉的缺（今天的南昌市一带），但没过多久他便辞官回到家乡，从此再没有出来做过官。
  对一般人来说，既然辞官隐居了，朝廷大事便和自己没有了关系，避之犹恐不及。但人家梅福可不这样，他时不时的找到县衙里，让县衙借给他二轮马车，自己跑到长安来，要向天子急奏国家大事。
  其时正值王凤专权，“王章事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后，朝中群臣无人敢说王凤的不是。但梅福可不惧。他以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上书弹劾王凤。
  这么一个小人物来弹劾首辅王凤，成帝怎么可能搭理他？甚至连王凤本人都没有把他的弹劾当回事儿。
  后来，梅福又看成帝多年生不出儿子来，便再次上书出主意说，只要封了孔子的后人为侯，“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无极”。还说，以前从未有过封圣人后世孙子的先例，如果陛下开了这个先例，必定千古流芳。
  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和成帝生不生儿子有什么关系。估计成帝本人也被他说得稀里糊涂，自然不予理睬。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是他这一次离家出走。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王莽篡不篡政和他一个小小的梅福有什么相干？他犯得着去浪迹天涯吗？
  林子大了，还真是什么鸟都有。
  兴建“经济适用房”
  黄支国的犀牛和越巂郡的黄龙显然都没有给王莽带来国运昌隆的好运气。
  除了当世两大名臣（孙宝和王崇）相继去职外，更糟糕的是，在这一年的四月全国发生了大面积的旱情和蝗灾。青州地区（今山东青州）尤其严重，当地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四处逃生。
  在这个举国愁苦的危机关头，王莽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打出他手中的“王牌”，和王太后一起同演了一出“双簧戏”，化“危机”之“危”，为笼络民心之“机”。
  他私底下对王太后说：在前朝，丁、傅二族外戚都一窝蜂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无心顾及民生。如今还有许多平民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太后应该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反差，穿着朴素，膳食简单，让天下人看看，咱们王家和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
  王太后欣然应允。
  王莽又上书，主动捐款100万，捐地30顷，交给大司农用于扶危济困。
  首辅带了头，公卿大夫们自然不敢怠慢，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竞相效仿，争先恐后地以实际行动向王莽学习，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捐助”高潮。先后共有230人捐出了自己的田宅。
  同时，王莽发布了如下六大抗灾救灾的具体政策：
  其一， 发动全民捕蝗，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朝廷分派使者（钦差）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指导捕蝗工作。老百姓捕得蝗虫后，便可以石、斗为单位交到官府去领赏。
  其二，受灾地区家财不足10万钱，其他地区不足2万钱的平民，免除当年赋税。
  其三，患病的平民，全部集中到当地官府提供的空房子中，统一医治。
  其四，因灾害或传染病而丧命者，官府给予抚恤。抚恤金的发放标准为：1家死6人以上者发丧葬费5千钱，死4人以上者发3千钱，死2人以上者发2千钱。
  其五，就地安置逃荒的难民。由官府提供耕地、房舍和生活用具，借给他们耕牛、犁具、种子和口粮。
  其六，在长安城中建设5里共200区“贫民新村”，供无家可归的贫民居住。
  所谓“里”，与今天的“小区”概念相似。当时的长安城便有160个这样的“里”，汉宣帝流落民间时就曾住在“尚冠里”。
  前文已经谈到，所谓“区”的概念，和今天的“套”相似。但当时给贫民们盖的房子应该全部是平房，而且面积也不可能太大，无法和公卿大夫们的“一区”房子相比，每个“里”大概有40至50“区”，共计200区。
  《汉书》“地理志”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当时全国共有12,233,062户，人口总数为59,594,978人，可见当时的家庭规模差不多为户均5人。如此计算，这200区房子至少可以解决200个家庭共计1000人的住房问题。
  没有史料显示贫民们住进这样的“新村”，是否需要缴纳少量的房款或租金。但以当时的情况推断，估计是免费的。
  因此，王莽应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兴建“经济适用房”的第一人，而且还是免费提供的。
  王莽在“为民办实事”的同时，也忘不了继续演出他们姑侄二人的“双簧戏”。一手抓“精神感化”，一手抓“物质鼓励”，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王太后粗衣素食没有几天，王莽便率群臣上书，恳请她为了天下社稷的安定着想，“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
  王莽还装模作样地在奏书中说：臣数次叩头请太后恢复原来的生活标准，但太后就是不同意。
  明明是他私下出主意让王太后装装样子的。
  在场面上带领群臣请愿之后，王莽便又钻到后台去，指使王太后下诏，拒绝群臣的美意：“国奢则示之以俭，矫枉者过其正”，声称要以身作则，为天下表率，把这种作风一直坚持到平帝长大成人，亲理朝政之后。
  王莽自己也一唱一和地演起“苦肉计”来。每遇水旱天灾，他便拒不食肉。左右随从们则抓住时机，迅速把他的“辛苦”添油加醋地向王太后报告。
  王太后也心领神会，公开给王莽下诏书说：最近又听说安汉公面带菜食（营养不良之貌），朕知道这都是心忧天下百姓所致；请安汉公以国家大局为重，该吃肉吃肉，该喝汤喝汤，务必“爱身为国。”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元始二年来势凶猛的天灾，虽然让天下苍生饱受其苦，但并没有动摇王莽的地位，民间也没有出现“怨声载道”的情形，更没有出现此起彼伏的群盗或暴力反抗事件。与此相反，全国人民却更加紧密团结在以王莽周围。
  这样的局面终于让王莽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原来统领一个国家竟然会如此轻而易举。
  到年底的时候，王莽决心对“民心向背”来一次综合的检阅。
  这时候的平帝虽然只有12岁，但王莽却打起了册立皇后的主意。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占领这个位置。但这一次没有把想法直白地告诉心腹同僚们，他需要借机检测一下他们对自己的拥戴是否发自内心。
  王莽首先向王太后上书，建议按照《春秋》经义，为小皇帝选配12名女孩子作为皇后或嫔妃；选择的范围则是邛成王氏和王太后娘家、周公及孔子后裔，以及在长安定居的各位列侯。
  王太后便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在王莽建议的范围内征集候选人。名单很快便报了上来，王氏外戚集团也有多名女孩被选中。王莽担心自己的女儿在“竞选”中落榜，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上书说自己的女儿德才均不如人，请求退出。
  王太后当了真，以为他真的不想让女儿成为皇后，便下诏让她退出。
  从公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包括长安学子和中下级官员在内，1000多人纷纷上书为王莽的女儿抱不平。有的官员甚至跪在皇宫门前“请愿”。
  这些人都众口一词地质问，为什么偏偏不选安汉公的女儿？他们还耸人听闻地说，如果王莽的女儿当不成皇后，那么帝国的命运将无所寄托。
  这正是王莽需要的场面。但他却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欣喜，还专门派人分头去劝说那些上书的公卿大夫及学子们，向他们表明安汉公的谦逊与胸襟。
  在“请愿”者被感动之余，便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上书的行列中来。王太后感到民意难违，只好同意了公卿大夫们的意见，宣布以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的唯一人选。
  王莽再次上书，坚持要通过“博选众女”来确定皇后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