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何并不买账，对他说：令弟该怎么判，不在我这个太守；而在于他自己犯了什么罪，以及你这位廷尉掌管的律法条规。
  钟元碰了一鼻子灰，大惧，从何并处出来后便派人骑快马连夜跑到颍川去给钟威通风报信，让他赶紧逃跑。
  赵季、李款二人听到消息后也和钟威一起逃跑了。
  何并到达颍川后，便挑选了勇猛的武官和精通律法的文官，总共10人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钟、赵、李三人的案件。其中，文官负责审理，武官负责抓捕。
  在行动前，何并给“专案组”成员交待说：钟威所犯之罪，多在大赦之前，把他赶出函谷关即可，别让他再在关内为非作歹；如果他拒不出关，便就地正法。赵、李二人罪孽深重，无论追多远也要取了他们的人头，给颍川郡的父老乡亲们一个交待。
  其实何并这么做，已经是在放钟威一条生路。但钟威仗着哥哥的势力，跑到洛阳便停了下来，被何并的武官格杀。赵、李二人的人头也带了回来，悬挂示众。
  在何并的治理之下，颍川全境迅速安宁下来；他本人也成为颍川历史上有名的能吏，官声仅次于宣帝朝的名臣黄霸。
  八人观俗团
  王莽意识到，如果要想高枕无忧，便必须要解决“民心向背”的问题。他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个绝妙的策略：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朝廷派遣官员到各地“览观风俗”并非王莽的首创，至少宣、成二朝就曾有过这样的活动。但王莽与前人的做法却有一些微妙而关键的区别，以宣帝朝为例：元康四年（公元前66年）正月，宣帝“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能之士”。
  宣帝“观俗”的目的有4个：慰问孤寡；了解民情；考察吏治；发现人才。说明人家是实实在在地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以便针对性地治理国家。
  王莽“观俗”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民情。观俗团一年半后回朝复命时，“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说明此行的真正目的之一，是借机伪造“民意”。
  “王莽观俗团”的规格也比宣帝朝高出许多，比如“置副”和“持节”。如此大张旗鼓，恐怕“观俗”是假，“宣传”王莽的德行才是真。
  就在观俗团出发几个月后，太保王舜等人上书，重提陈崇去年的建议，应该像当年周王朝封赏周公那样，重新封赏安汉公王莽。
  比较蹊跷的是，王舜等人上书后不久，便有平民百姓也纷纷上书，而且人数还不少，竟达8千多人；更蹊跷的是，这8千多人居然也众口一词：请王太后采纳陈崇的意见。
  其实8千多人的数字还算不了什么。1年之后，竟有48万多人以类似理由集中上书，依然还是那么众口一词。
  这些人上书的时间为什么如此集中？他们又是怎么知道陈崇上书的内容的？
  结论只有一个：一定存在幕后的组织者。最有可能，也最有条件成为幕后组织者的，恰恰是几个月前出发的观俗团。陈崇本人就是这个观俗团的成员之一。
  估计王太后活了七十多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但她显然并没有生疑心，便让有关部门拿出处理意见。
  这些部门很快便提出了如下九条处理意见。除了要求对王莽本人及其家属大行封赏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综合两大上古圣人伊尹、周公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封王莽为“宰衡”。
  王莽在孔光等人的反复“强迫”之下半推半就，他的新职务便成了“宰衡、太傅、大司马”。
  又一次得意之后，深谙人情世故的王莽没有忘记拿出千万巨资来“打点”王太后身边的人。他同时奏请封王太后的三位姐妹王君侠、王君力、王君弟分别为广恩君、广惠君、广施君。这些人得了好处，便成天围着王太后，尽情歌颂王莽。
  就连王太后养的小弄儿生了病，王莽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以首辅之尊，亲临弄儿的病榻前探视。“弄儿”是王太后收养的儿童，主要用来解闷，和今天的人们养宠物一样。武帝就曾把名臣金日磾的两个儿子养在宫中作“弄儿”。
  王莽知道王太后早已在深宫中呆腻味了，便想方设法给她找乐子。他给王太后出了一个主意，让她以一年的四季为主题，带着皇后和各位列侯夫人们，驾车巡狩长安郊区，四处慰问孤寡老人和守节贞妇。
  王太后所至之处，广施恩惠，常常以钱帛牛酒赏赐当地百姓。没有人计算过这笔开销会有多大。
  或许此前连王莽也没有想到，权力的作用竟能大到如此不可思议的程度。只要有了足够的权力，要想做到所谓的“德比周公”，轻而易举得像随便伸手摘下矮树上的桃子。
  在这种时候，可能连他自己也晕晕乎、飘飘然起来，不但真把自己当成是周公再世，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莽只知道是周公开创的“精神文明”让他流芳千古，但却不知道天下苍生首要看重的还是自己的肚子。于是便舍“物质”而取“精神”，立辟雍，起明堂，筑灵台。
  “辟雍”是帝国的最高学府。这个名称也是从周公那里学来的，原本是西周王朝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因四面环水，看上去像一块璧环，因故得名为“璧雍”。王莽在长安大兴土木，为这所帝国大学配套盖起了10000区学舍。
  “明堂”是朝廷举行朝会、祭祀、庆赏、选士等大典的地方，更是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它的名称同样源自周王朝。
  “灵台”便是今天所说的天文台。在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天变”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王莽筑此台，绝非“热爱科学”之举，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
  除此之外，他还广征天下精通逸经（即西汉博士研习的六经范围之外）、古史、天文、历法、音律、小学、《史篇》、医术、《本草》等学者，要求其所在官府为他们提供马车，全部汇集到长安来。
  一时间，竟有数千人应召而至。
  一年后，八人观俗团硕果累累地回到长安，从全国各地采回3万余言“颂声”——民间歌颂王莽的歌谣或辞赋。
  但是有两位地方官很不识相：一位是广平国相班稚；另一位是琅邪太守孙闳。
  班稚是成帝班婕妤的弟弟，早年与王莽同为黄门郎，王莽一直把他当亲弟弟看待。孙闳不但什么都“颂声”都不上，而且还报告了本郡近年发生的自然灾害。
  大司空甄丰看这两人如此不懂事，便一方面派人火速赶往二地，劝说其他官员赶紧补上；另一方面上书弹劾之，说孙闳凭空捏造不祥的灾异，班稚刻意隐瞒本国祥瑞，二人均为“嫉害圣政，皆不道”。
  “不道”者，依律当诛。
  幸亏这个时候，念旧的王太后出来发话说：班稚保持沉默，只是“不宣德美”，和孙闳捏造灾异不是一个性质；况且他是后宫亲属，为我所怜爱。
  可怜的孙闳却没有这一层关系，只有死路一条。
  孙闳被处死后，班稚越想越后怕，便上书陈恩谢罪，表示愿意辞去相位，补延陵郎的空缺，去给姐夫守陵。
  王太后批准了班稚的请求，同时保留了他原来的薪资待遇。从此，班氏家族虽然在王莽朝并无显贵，但也没有受到其祸败的牵连。
  尊贵的石头
  其实一、两个像孙闳、班稚这样的人物根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王莽最担心是宗室的力量。
  这时候，宗室总人数已经达到10多万人。虽然大多数都已经远没有了祖上的荣光，更没有足以抗衡朝廷的实力，但他们毕竟是刘氏皇统的血脉，在民间受到广泛的尊重，影响力不可小觑。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王莽让王太后下了一道诏书。这道看似平淡无奇的诏书，实际上暗藏玄机与杀机。它宣布在各郡国设置一个名为“宗师”的新官职，专门负责纠察宗室成员的不法行为；全国的宗师队伍统一归“宗伯”（即宗正）垂直管理。
  这分明是在编织一张覆盖全国的特务网，把所有宗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纳入监视的范围。
  当时全国有郡国103个，侯国241个。即使每个郡国和侯国只设置一名宗师，汇总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且不说日常的管理，就是官员的选拔和作用，便是一个大问题。
  王莽非常清楚，他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控制朝政和排斥异己，必然会遭到宗室成员的反弹。因此，对他们的监视已经刻不容缓。
  为了尽快完成这个特务组织的建设，王莽便在这道诏书中，授权各郡国的最高行政长官选拔“有德义者”就地任命为本地宗师。
  诏书中还规定了宗师们向宗伯汇报的渠道：“邮行”和“亭行”两种公文传递渠道兼而用之。
  当时官方文书的传递渠道主要有“邮、亭、传”三种：
  第一种是“邮行”，即由各地邮传机构负责传递，类似今天的邮政系统。这种渠道的优点“点对点”的传递。
  第二种是“亭行”，由乡亭之间互相传递，有点儿像田径运动中的“接力赛”。某亭在接到文书之后，按文书的传递方向和传递速度之要求，骑马送至下一亭。因此，这种渠道又被称作“乘传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