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第三种是“以次传行”。文书所到之处，都要公示。文书传递的过程又是宣传公告的过程，这种渠道适合于新政策新法规的颁布。
  既然宗师们向中央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各地宗室成员的动向，自然不可能采取第三种公文传递渠道。
  王莽还在诏书中还专门加上了一句，“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明确规定对宗师们的“激励”办法，即，每年正月赐予每人10匹帛。
  按照当时的物价换算，这10匹帛，大致值4500钱，相当于半斤黄金（五十金）或40石大麦（每石为120斤，每斤为16辆），或650斤羊肉。
  特务组织的建立，让王莽又多了一层安全保障。他决心在这一年里彻底解决平帝的问题。
  首先以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为自己加上“九锡之命”。这一次是张放的儿子张纯带领902名列侯上书率先提出的建议。
  所谓“九锡”，简单地说便是天子赐给特殊功臣的九种礼器。在这里，“锡”是“赐”的通假字。
  以王莽所受之物为例，这九种礼器及其象征意义如下：
  礼器之一，车马；象征高超的德行。
  帝王专用的金车（时称“鸾路”）和随行依仗的兵车（时称“戎路”）各1辆；每车配置4匹马。
  礼器之二，龙旂九旒；象征尊贵的地位。
  “龙旂”是指绘有龙形，配有铃铛的旗子；“九旒”即“九旒冕”，以九旒和九珠(五彩玉珠),共162颗珠,仅次于皇帝的十二旒十二珠（288颗）。
  礼器之三，服饰；象征安抚天下苍生。
  以身体穿戴之从上到下的顺序，可以分为“皮弁素积、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
  “皮弁素积”和“绿韨衮冕衣裳”都是在不同场合穿戴的衣帽。前者主要用于重大祭祀活动时，简单地讲便是鹿皮帽子和白色衣裙；后者用于各种大典活动中。“绿韨”是一种绿色的蔽膝；“衮冕”是指帝王和上公专用的社服和礼帽。
  “玚琫”是指用黄金装饰佩刀的鞘口；“玚珌”是指用黄金装饰佩刀刀鞘的末端。“句履”是指鞋头像刀鼻分开的鞋子。
  礼器之四，弓矢；象征征伐不义者。即红、黑弓箭各1套。
  礼器之五，斧钺甲胄；象征诛杀有罪者。红色和黄金斧钺各1副；甲胄1具。
  礼器之六，祭祀专用之酒及玉制酒具2套；象征孝行高操。
  酒是指“秬鬯”，以黑黍和郁金草酿制成生；盛酒器2副，即“卣”；灌酒器2副，即“圭瓒”。
  礼器之七，朱户纳陛；象征至尊的身份。
  “朱户”，是红漆大门；“纳陛”，是指把殿堂前的台阶修建在檐口以内。
  礼器之八，虎贲三百，即编制为300人的虎贲卫士；象征驱邪退恶。
  礼器之九，九命青玉珪2副，此器为九锡之命的信物。“九命”便是“九锡之命”的简称。
  “九锡之命”的说法虽然源自周王朝，但真正受此命者，王莽怕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人。当时的宗室成员、泉陵侯刘庆大概也看出了其中的意味，便迫不及待地要向王莽表明自己的立场，率先上书动议，“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刘庆上书时，王太后并没有表态，而是把这个奏书批转给了朝臣们去讨论。
  群臣们众口一词，附和刘庆的意见。
  这是一个重要的苗头。
  年仅14岁的平帝刘衎，此时还在为母亲和舅舅们的遭遇而郁闷。这个刚刚开始醒事的孩子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他短暂的生命已临近终点。
  按当时天文历算的说法，“3”、“7”相乘的“210”是一个充满劫难的不祥之数。这一年是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值汉兴210周年。在人们心中，都会有这样的预感，西汉王朝定然会遭遇难逃的大劫。这个预感同时也增强了天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天意如此，非人力所能及。
  正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平帝的病情突然加重，驾崩于未央宫。
  王太后随后便下了一道诏书，谈及了平帝之病的症状：“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
  但这短短的18字，便有两处不能自圆其说：
  其一，从诏书中所描述的症状来看，平帝似乎是死于哮喘病，但他幼年时得的是一种称之为“眚病”的眼病。
  虽然并不排除平帝在患“眚病”之后仍有患哮喘病的可能，但这个诏书中却丝毫没有提及他此前的毛病，似乎它从前并不存在；而且，王太后在此前屡次提及自己临朝称制的理由时，都只说是天子尚“幼”，而从来没有说过他体弱多病。
  哮喘病的特点是每年冬季都会发病。如果平帝果真死于此病，那么在诏书中应当说明他连年发病，每次都如何如何严重。如此更能说明其死亡之必然，也更有利于王氏“避嫌”。
  但诏书中却没有这么说。
  其二，从表面上看，下这道诏书的目的，在于安置平帝的后宫嫔妃，“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但显然是以此为噱头，借机交待平帝死前的症状。
  或许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平帝临终前留下过对王氏家不利遗言，但王太后欲盖弥彰，非说他什么话没有留下。
  如果再联系如下两件事情，便会发现这个诏书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其一，刘庆在此前不久上书建议王莽“居摄”时，王太后却没有半句斥责之辞，而是把他的意见直接批转给朝臣们讨论；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王莽更是一反“欲扬先抑”的作风，不做任何谦让，而是选择了沉默。这说明他们姑侄二人对这样的观点持“默许”的态度。
  其二，平帝“生病”期间，王莽专门为他写祷告文，祈求他早日康复；还亲自前往泰畤（祭祀天地五帝之处）为他请命，“戴壁秉圭，愿以身代”。据说在周成王病重期间，周公也曾祷告上天，愿意代天子患病。王莽这是在学周公。
  如果平帝是死于哮喘病，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病，而且每次的症状应该都差不多一样的严重，那么，王莽偏偏只在这一次才如此大张旗鼓地为他祈祷？此前的几年为什么无动于衷？
  正是有了这么多的蹊跷，《资治通鉴》里才有了更生动的描述：这一年的腊八节（农历十二月初八），王莽向平帝上“椒酒”时，悄悄把一种慢性毒药放在酒中。平帝没过多久便生命垂危。王莽则又是写祷告文，又是去“泰畤”请命，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但在《汉书》、《后汉书》，甚至以记录轶闻奇事见长的《西京杂记》中，都没有发现支持“置毒于椒酒”之说的佐证。
  平帝的死因虽然扑朔迷离，但是，作为最大的受益者，说是王莽“鸩杀平帝”，也并非不符合逻辑。
  平帝死后，皇位的继承人便又一次摆上了议事日程。
  此时，元帝的后人已尽，只得上溯到宣帝后人中做出选择。
  与平帝同辈的宣帝曾孙中，有王爷5人，列侯48人，共计53人在世。但这些人都已经成年，如果在他们中间拥立继位者，势必比平帝还要难以操控，至少让王太后再没有“临朝称制”的理由。
  王莽借口说同辈兄弟之间不能相互继位，便在宣帝玄孙辈中选了一位最年幼的孩子，也就是年仅2岁的广戚侯刘显之子刘婴。理由是根据占卜的结果，刘婴的面相最为吉祥。
  次年三月，王莽立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号，说明刘婴根本连皇帝的名分也没有，他顶多是个储君。
  这一年，王莽的同盟孔光去世，马宫升任太师；平晏由长乐少府升任大司徒。
  恰巧这个时候，前辉光报告说，武功县在疏通水井的淤泥时发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石头上刻着红色铭文：“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在当时的意识中，天下亦呈“上圆下方”之状。
  这便是所谓的“符命”。
  其实这套把戏露骨而又粗糙，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在王莽的时代，诸如此类的闹剧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多精彩的大戏还在后头。
  王莽接到这个报告后，便指使太保王舜等人赶紧向王太后报告。她对王莽的心思洞若观火，但她决不肯为其野心承担任何责任或骂名，于是没好气地对王舜说：这都是蒙骗天下人的臭把戏，不可施行！
  王舜耐心地帮助她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对她说：事情都已经这样了，现在的王莽已今非昔比，他要想做的事情怕是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再说了，王莽也不敢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只不过是想通过当“摄皇帝”来加重自己的权威，以便镇服天下罢了。
  王太后无奈，只得王舜事先准备好的诏书上，盖上天子玉玺。
  这份诏书把石头上的文字解读了一番，说所谓的“为皇帝”三个字，是指“摄行皇帝之事”；天命要让安汉公王莽像圣人周公那样，“居摄践祚”；把“发现”符合的武功县更名为“汉光邑”，划为王莽的“采地”（私家庄园）；同时诏令朝臣们商议具体的施行办法。
  所谓“践祚”便是登上皇位的意思。但从理论上讲，“居摄践祚”只是暂时代理，不能世袭，一旦真正的皇位继承人亲政，就必须把皇位拱手奉还。
  根据群臣议定的施行办法，王莽除了不搬进皇宫和称呼略有区别之外，一切待遇均与正经的皇帝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