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天下臣民在他面前都要自称“臣妾”，对他的称呼则是“摄皇帝”；他的正式称呼为“假皇帝”。这个“假”字，不是“真假”的“假”，而是“代理”的意思。
  次年，改年号为“居摄”。
第7章：把“天”捅个大窟窿
  有惊无险的“皇帝试用期”
  “居摄元年（公元6年）正月，王莽满面春风地登上了“假皇帝”的宝座。有意思的是，他竟然安排了“柱下五史”的官职，负责记录自己的言行。这便是后世帝王“起居注”制度的雏形。
  根据《文献通考》（卷五十·职官考四“起居”条）的说法，早在周朝便有左、右二史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是西汉王朝，只有武帝做过这样的事情，留下了《禁中起居注》；到东汉王朝则只有明帝刘庄有过起居注，还是他的皇后马氏“兼职”完成的。到了400多年以后的北魏，皇帝的“起居注”才成为一种制度，被世代沿袭下来。
  王莽这样做，显然是想开“光明正大”的风气之先。
  但是3个月后，真正让王莽担心事情便发生了。安众侯刘崇以宗室成员的身份，率先举起了反莽的大旗。
  不过，这群乌合之众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不了气候。
  在起事之前，刘崇和他的侯国相张绍认为，如今天下都对王莽的行径义愤填膺，只可惜没有人领头；如果他们率先起事，则“海内必和”。
  于是，二人仅仅纠集了100多人，也不做任何准备或筹划，便雄赳赳气昂昂、闹闹哄哄地一路要去攻打最近的宛县县城。如此“儿戏”般的闹剧，怎么看都更像是去打一场群架，而不是起事造反。
  结果，宛县县令把城门一关，他们便束手无策，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张绍是张竦的堂兄。张绍闯下这么大的祸事，把张竦吓得不轻，他担心自己被王莽株连九族，便约上同样惊惧不安的刘嘉（刘崇的族父）一起到王莽门前负荆请罪。
  王莽宽容了他们。张竦便又玩起了老把戏，像当年替陈崇写奏书那样，替刘嘉写了一份更加感人至深的奏书，狠狠地歌颂了王莽一番，借此表白了自己的忠心。张竦的精明之处在于，以这样一份奏书，不但能够在王莽面前邀功，还让刘嘉欠了他一个大人情，可谓一举两得。
  王莽大喜。封张竦为淑德侯；封刘嘉为帅礼侯，他的七个儿子也被封为关内侯。刘、张二人的因祸得福，轰动了长安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张竦，字“伯松”。
  王莽对“造反派头子”刘崇的惩罚倒也算得上是别出心裁，他居然派人去把刘崇的侯府挖成了一个大粪坑，以此来羞辱这位早已经人头落地的叛逆者。
  事后，王莽手底下的马屁大王们便又借机向王太后上书说：这一次之所以有人敢作乱，显然是王莽的权力太小了，镇不住他们。王莽于是便借机向前跨了一小步：朝见太后时，不必再自称“臣”，而称“假皇帝”。随后，王莽在宫中的值班室被称为“摄省”；官署被称为“摄殿”；府第被称为“摄宫”。
  王莽越来越像个真皇帝了。
  刘崇事件平息之后，王莽才发现，他一直担心的宗室势力，原来就这么一点儿出息。紧接着发生的西羌叛乱，也被护羌校尉窦况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便又发生了东郡太守翟义的叛乱。这一次叛乱来势之凶猛，绝非刘崇等人的儿戏可比。
  翟义在起兵前曾经对自己的外甥陈丰说：王莽如今摄居皇位以令天下，表面上是以周公辅成王的先例为借口，实际上是想先观望一下天下人的反应。如果他发现天下无人敢反抗，必然会取刘氏而代之。我是前朝宰相之子，身为一方太守，父子俱蒙汉室厚恩，即使杀身成仁，也可不愧于先帝。我准备起兵反王莽，你愿意和我一起干吗？
  陈丰当时年仅18岁，血气方刚。他听了舅舅的一番豪言壮语，深为所动，便欣然许诺。
  翟义于是便找到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刘信的弟弟武平侯刘璜等人密谋起兵大计。
  东郡有一位叫王孙庆的人，明习兵法，素有勇略，当时正在长安做官。翟义便做了一份假公函，诈称王孙庆有罪，派人去长安把他给“抓”了回来，拜他为军师。
  按西汉的制度，每年秋季，各郡驻军都要举行一次演习，以检验一年来的训练成果，称为“都试”。
  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如期举行年度都试。翟义的起事也已准备停当。
  在都试大会上，翟义将观县（今河南清丰）县令当众斩首，用以祭起事大旗；他还借机控制了参加演习的部队，招募郡中的勇敢之士，重新任命各级军官。
  翟义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首先举兵占领了东平王国，立刘信为天子，拜东平王傅苏隆为丞相，东平国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宣布“另立中央”。
  有了自己的皇帝及“中央政府”，翟义便向全国各地发出讨伐王莽的檄文，声称，“（王）莽鸠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罚”。
  天下为之震栗。
  翟军很快便攻克了山阳郡(今山东金乡西北部)，队伍迅速壮大到10余万人。
  王莽接到奏报，吓得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迅速任命孙建、王邑、王骏、王况、刘宏、王昌、窦况等7名亲信党羽，冠以各色“将军”之名，授权他们自行选拔关西人为校尉军官，统领关东的应急部队（时称“奔命”），征讨翟军。
  所谓“关西”和“关东”，是指函谷关以西或以东。王莽担心部队中的官兵“抱团”，故以关西人领关东兵。
  王太后听说了这个情况，幸灾乐祸地对身边的侍从人员说：看来天下英雄所见略同，我虽然是个老太婆，也知道王莽必然咎由自取。
  征讨大军出动后，王莽还是不放心，便又派武让领兵驻守函谷关，逯并守武关，刘歆守宛县，鄄邯守霸上，王恽守上林苑平乐观，王晏守长安城北，赵恢守长城各城门。
  偏偏祸不单行。
  翟义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师“三辅”地区（已被王莽改为前辉光和后丞烈），茂陵县以西至汧县（今陕西兴平至陇县）的23个县内便暴发了大规模的匪患。为首的赵明、霍鸿等人自称“将军”，这支队伍也很快壮大到10余万人。
  赵、霍所部不但杀官，也掠民，每到一处便洗劫一空，还会随手放一把火。冲天的火光甚至依稀照亮了未央宫的前殿。
  王莽便又派王级、阎迁领兵与鄄邯、王晏汇合，共同迎战赵、霍。
  客观地讲，以这样的兵力部署，长安城应该算得上是固若金汤，况且在王莽自己的居所内，还有王舜、甄丰二人领兵昼夜巡逻。但他还是无法抗拒内心的恐惧，成天抱着孺子刘婴到宗庙去祈求刘氏列祖列宗的保佑。
  由此可见，王莽已经方寸大乱，病急乱投医，连祈祷都走错了地方。天上的刘氏先帝们如果真的有灵，怎么会保佑他呢？
  他对朝臣们说：过去周成王年幼时，周公摄政辅佐他，便有管叔、蔡叔挟持武庚叛乱；如今翟义也挟持刘信作乱。自古先贤圣人们都怕遇到这种情况，何况我王莽以斗筲之才摄皇帝之权，如何能不担心忧惧？
  其实朝臣们心里比他还没有底，也不知如何是好，便安慰他道：陛下不必如此自责，不遭此变，不足以彰显圣德。
  周公当年欲兴兵平管蔡之乱，各国诸侯及大臣们情绪悲观，他便发表了著名的《大诰》，驳斥这些悲观言论，奉劝天下臣民与朝廷同心同德，共诛逆党。
  王莽也模仿周公写了一篇《大诰》，长篇大论地说自己是多么不得已，才于汉室倾危之际接受上天的匡扶之命；翟义、刘信一党如何如何罪恶滔天，不得人心；王太后本是西王母转世，专门来佑护汉家天下的。
  但他还是没有必胜的信心，更不知道民间还有多少个翟义或刘信、赵明或霍鸿。后怕之余，便派谏大夫桓谭等人班行天下，通告自己将还政于3岁的刘婴。
  这显然是在担心有人步翟义、刘信后尘，继续以他“居摄篡政”为借口起事造反；同时也是给天下人一个交待，表明自己只是权且“居摄”，并无篡位之意。其实，对一个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的3岁小儿来说，这样的“还政”承诺如要兑现，还不知要等到哪个猴年马月。
  桓谭完成任务回到长安之后，王莽以他“班行谕告”有功，封他为“明告里附城”。
  所谓“附城”，是王莽仿古重设的一种爵位，待遇与关内侯差不多。在“附城”之前，通常会冠以“某某里”之名,但这只是一个虚拟的名称，并非真的有这个“里”。桓谭所受的“明告里”之名，显然是在褒奖他能够把王莽的意思“明告于天下”。
  不久，东征部队便传来捷报，他们在陈留郡菑县（今河南民权）与翟军交战，大获全胜，将刘璜斩首；很快便又全歼翟军残部于圉城（今河南通许东南）。翟义和刘信二人弃军乔装而逃。翟义逃到固始县境内便被捕获，后被斩首示众，刘信却从此失踪。
  大破翟军之后，东征部队举兵西还，合兵将赵、霍所部悉数剿灭。
  天凤三年（公元12年），王莽捕获翟义的军师王孙庆，拿他做了一回“科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