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负责药方的太医和善于解剖的屠夫一起，把王孙庆活生生给解剖了。他们还专门尺量了他的五脏六腑，用竹管导流其血脉，以此来了解人体的脉理。
  翟义的哥哥翟宣曾经继承父亲翟方进的侯爵，住在长安城内。传说翟义起兵之前，翟宣的家里便常常闹鬼。夜间总能听到有人的哭声，但却找不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更奇怪的是，某一天，翟宣的学生正满满当当地坐了一屋子听他讲课。有一条大狗突然从府门外窜入，疯狂扑杀了院子中的数十只鹅。学生们听到动静赶过去时，这些鹅的脑袋全都被狗咬断了；而那条行凶的大狗在完事儿之后，竟大摇大摆地溜出翟府大门，不知所踪。
  接二连三的异兆让翟宣大感不妙。他对后母说：二弟为人向来倜傥不羁，如今家里又屡次出现恶怪之事，恐怕他不久就会闯下什么大祸来，太夫人可以弃我翟家而去，宣布与我们断绝关系，回到娘家，只有这样才能避祸。
  但这位后母却无论他怎么说也不愿离开。
  翟义兵败之后，王莽再次使出当初对待刘崇的手段，尽毁翟家府第，在当中挖一个大粪池；把翟方进及其先祖全都从地底下挖出来，放火焚烧其尸骸棺柩。把翟家先祖们的骨灰，连同被夷三族的子孙们的尸体一起，扔在一个大坑中，再投入棘刺和“五毒”（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混而葬之，让他们在阴间也别想过得自在。
  江湖骗子批准“皇帝转正”
  翟、刘之兵灭，赵、霍之患除，王莽从先前的惶恐忧惧，一下子变得自信非常。他以为“逆党”既已根除，天下从此便可太平无事，“自谓威德日盛，大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皇帝）之事矣”。
  但偏偏这个时候，始初元年（公元8年）九月，他的母亲功显君去世。
  《汉书》里说王莽对待此事的态度是“意在不哀，令太后诏议其服”，暗示他为了忙于“篡位”，顾不上给母亲办丧事，才把这么大的事情甩给王太后，让她诏令朝臣们讨论出一个治丧办法出来。
  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在刻意把王莽“妖魔化”，并不合乎常理。
  首先，不管他本人从主观意愿上是“哀”还是“不哀”，这样的事情，都不可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作为母亲的儿子，他“哀”也得“哀”，“不哀”也得“哀”，推是推不掉的。
  其次，王莽当年起家，靠的是树立崇高的“道德形象”，尤其是过人的“孝行”。即使他对母亲有多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也不可能在丧葬大事上表现出来，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况且，王莽自幼便与寡母相依为命，母子感情之深，绝非常人可比。
  最后，在图谋“篡位”的关键时刻，王莽作为一个政客，巴不得利用各种机会来继续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在母亲的丧葬大事面前，即便他是个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哪怕是出于利益的权衡，也断然不可能留下任何“把柄”给天下人。
  因此，如果王莽在这个问题上真有什么犹豫的话，合理的推断应该是，母亲在这个关键时刻去世，给他出了一个微妙的难题：按什么规格来治丧？
  在西汉王朝，乃至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假皇帝”为父母治丧的先例，王莽找不到可以参照的标准。
  仅从个人的利益和意愿来讲，他自然是希望以“天子”的身份来为母亲办一个隆重的葬礼，但这样做名不正言不顺——如果王莽是天子，那功显君就应当是皇太后。但她并不是皇太后。
  如果把功显君的葬礼按大臣之母的规格来办，那么王莽便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去世，在职官员需要离职服丧3年；即使采取“以日代月”的手段，也至少需要离职36天。服丧期满，再由朝廷或上级主管部门重新安排新的工作。
  试想，正在代理皇位的王莽如果离职36天，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至少是必须要让出这个来之不易的“假皇帝”宝座。如此一来，便会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甚至会诱发政治危机，使他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因此，王莽决然不可能依照“大臣之母”的规格。他请王太后下诏由大臣们来讨论决定，至少有两点考虑：
  其一，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和检验，他对朝臣们的“忠心”还是有绝对把握的，相信由他们出面拿出一个办法来，总比自己主动去讲要合适得多。
  其二，可以再次检验朝臣们的心态。看看有没有人趁机站出来，鼓捣着逼他退位。
  果不其然，大学者刘歆率领78位儒生，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们首先引经据典地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王莽虽然只是代理皇权，但也是在事实上肩负天子的使命，不但需要“奉承宗庙之祭”，还必须“供养太皇太后”，因此，王莽不能像普通大臣那样，为了给个人的“私亲”服丧而置社稷大义于不顾，应该按天子给诸侯服丧的规格来办理母亲的丧事，“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解决了理论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便迎刃而解。王莽按刘歆等人的说法，只承担了“壹吊”和“再会”两个丧葬程序，而“服丧三年”的义务，则由新都侯王宗代为承担。
  王宗是王莽长子王宇的儿子。王宇死于“吕宽事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王莽当年最先受封的爵位是“新都侯”，晋封为“安汉公”后便将这个侯爵交还了朝廷。此前不久，根据大臣们的建议，王宗继承了新都侯的爵位。
  刚刚处理完母亲的丧葬不久，王莽再次“后院起火”。司威（高级督察官）陈崇奏报，王莽的侄儿王光为报私仇，勾结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窦况，把仇家给抓了起来就地正法。
  王莽大怒，把王光狠狠地斥责了一顿。
  王光回到家后，惶恐不安，想让母亲出面为他求情。其母却说：你自己琢磨琢磨，和王宇、王获相比，你在摄皇帝心中的份量能比他们更重吗？
  王光知道求生无望，遂与母亲一同自杀谢罪。
  窦况虽然在平息西羌叛乱、翟义叛乱和赵、霍匪患时立下过大功。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莽既然不会姑息自己的儿子，自然也不可能迁就手下的功臣。王光自杀后不久，窦况便被赐死。
  王莽想“即真”，自然便会有人不失时机地为他创造堂而皇之的理由。
  广饶侯刘京上书报告说，当年七月，他的封邑所在地内，有一位亭长一晚上做了好几个梦。
  梦中一位自称为“天公使者”的神仙对他说：天公让我来告诉你，“摄皇帝”应当即位为真皇帝；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明天到亭所的院中去看看，那里定然会生出一口新水井出来。
  亭长第二天清晨起床后，便到亭所的院子里查看，果然发现一口深达100尺的新水井。
  除刘京之外，车骑将军王恽的属官扈云也报告，在巴郡（今重庆市北部地区）发现一头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则报告，在右扶风的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部）发现一块刻有符文的石头。
  十一月，这两样东西运到未央宫的前殿。
  按照王莽事后向王太后报告的说法，他和太保王舜等人前去查看时，狂风大作，沙尘四起，天昏地暗。等到风沙停后，便在此石前发现一个“铜符帛图”，上面写着四句话：“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王莽这次向王太后汇报时多了一点儿策略：他重申自己并无“取刘氏而代之”的想法，只想专心治理好国家，以便将来交给刘婴一个繁荣的盛世。同时向王太后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改纪年，即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二是改漏刻，把原来的“昼夜一百刻”改为“昼夜一百二十刻”。
  王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打消王太后的顾虑，避免引起她的反感，先让她认可了这三道符命的真实性再说。
  果然，王太后轻轻松松便同意了他的意见，下诏更改纪年及漏刻。这等于承认了三道符命的真实性，也便等于间接承认了王莽称帝的合法性。
  “好运”接踵而至。
  一个叫哀章的梓潼（今四川省梓潼县）人正在长安求学。此人素无品行，好讲大话，但在政治上却极富敏锐与“远见”。
  王莽以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为借口当上“假皇帝”之后，哀章便洞察出了其中的玄机。他悄悄做了一个铜柜——之所以没有选择以“黄金”为材质，大概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在铜柜上刻下两条题签：其一为“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 ；其二为“天帝行玺金匮图”。在当时的文字中，“匮”字即“柜”字，“邦”即刘邦。
  早在刘邦当年便有“提三尺剑斩白蛇”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刘邦把自己说成是上天的赤帝之子；而那条被他斩杀的白蛇，则是白帝之子。
  这位哀章毕竟是有学问的人，拍马屁的手段也富于创造性。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赤帝”传玺于“黄帝”的概念。按照儒家的“五德终始”之说，西汉王朝属“火德”，尚赤色；而土可以克火，火尚黄色。因此，哀章断定王莽必将自诩为“土德”，正好也与“黄帝”契合。
  这正是哀章的高明之处。他已经瞅准了王莽的心思，断定王莽如果对这个所谓的符命感兴趣，必然会想方设法往“黄帝”这个方向靠过来。届时，他再给王莽整出一套严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