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再回到王莽称帝之初的两年中来。
  甄丰虽为心腹爪牙之臣，但性格刚猛强势，让王莽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于是便借任命“十一公”之机，把他的座次向后调了一下，非但没有进入“四辅”，反而还由原来位居“三公”的“大司空”降为“四将军”之一的“更始将军”，与卖饼郎王盛平起平坐。
  甄丰、甄寻父子默然沮丧，郁闷非常。
  甄寻后来想出一个主意。他私下制作了一道“符命”，说王莽的新朝应当仿效周公时代的做法，以陕县（今河南陕县）为界把天下一分为二，任命二“伯”治之；以甄丰为“右伯”，负责治理陕县以西，以平晏为“左伯”，负责治理陕县以东。
  王莽居然批准了这个建议，拜甄丰为右伯。正在甄丰准备西出上任时，自作聪明的甄寻又做了一道“符命”，说“黄皇室主”是他的老婆。
  “黄皇室主”是王莽的那位曾经做过平帝皇后的女儿，平帝死时年方十八。此女性格柔顺，且重节操。王莽称帝后，她常常称病，不参加任何朝会。
  王莽对她既敬畏又心疼，便于始建国二年改封她为“黄皇室主”，想让她改嫁。立国将军孙建的世子长得一表人才，王莽有意把“黄皇室主”许配给他，便想方设法为他俩创造见面机会，期望能够产生“一见钟情”的效果。
  某日，孙世子领着太医，以“探病”为名去宫中进见“黄皇室主”，但人家决意要为前夫守节，见他盛装而来，便把其中的情由猜出了个十之八九。
  “黄皇室主”大怒，找了个借口鞭笞身边的近侍官宦，杀鸡给猴看。孙世子无趣，只得灰溜溜退了出来。
  大概是因愤生疾，她从此一病不起。王莽便没有再勉强她。据说这位烈女子在王莽兵败、皇宫失守时，一把火烧了未央宫。她自感无颜再见刘氏宗亲，投火自焚。此为后话。
  话说甄寻想出这么个么画蛇添足的主意，除了“色迷心窍”之外，恐怕更多是想借机巩固自家的地位。
  但王莽反倒生了疑心。他此时刚刚登基，需要以刑杀来树权威，于是便拿了甄寻开刀，大怒道：黄皇室主乃天下之母，甄寻小儿说的这叫什么话！继而下令逮捕甄寻。
  甄寻闻讯，连夜逃入华山。甄丰自杀谢罪。
  一年多后，甄寻落网。他在供词中牵连到刘歆的两个儿子刘棻和刘泳、王邑的弟弟王奇、刘歆的门人丁隆（时任侍中骑都尉），以及公卿、党亲或列侯以下数百人。这些人尽皆被王莽诛杀。
  世间传说甄寻的掌纹中有“天子”二字，王莽便令人把他的胳臂卸了下来，带入宫中亲自查看。他看后说：这哪里是“天子”二字，分明是“一大子”或“一六子”三个字。“六”者，“戮”也（当时二字同音），明摆着是“甄寻父子当诛”的意思。
  于是便效仿舜惩罚 “四凶”（舜时四大著名的罪臣）之法，用马车载着刘棻、甄寻、丁隆三人的尸首，把他们分别“流放”于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地区)、危山(在今甘肃敦煌东南)、羽山(在今江苏东海县西北)三地。
  天下人知道王莽之兴，起于符命，于是争相进献。那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便互相取笑说：你怎么没去弄一个天帝的符命来？
  陈崇向王莽建议停止接受此类进献。王莽如今也深厌此风，因此下令，对各方进献“符命”者，除《符命》文集记录之外，一概收监论罪。
  “改制”不如蚕吐丝
  以权臣诈取天下，大概是王莽首开的先河，但并非导致他败亡的真正原因。
  在王莽篡汉之后1000年左右，宋太祖赵匡胤亦乘“主少国疑”之机，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但人家深谙“逆取顺守”之道，励精图治，终成一代英主之伟名。
  王莽之“不幸”有二：
  其一，他治国无方，篡位之后非但没有带来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旺，反而使之滑入更加水深火热的深渊。
  其二，刘邦的后人（景帝八世孙）刘秀重新以武力夺回政权，并开创了有名的“光武中兴”。因此，在东汉人修的西汉史中，断然不可能给王莽一个好名声。
  清朝学者赵翼对王莽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虽宗室有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等，臣僚有东郡太守翟义、期门郎张充等，先后起兵匡复，皆旋即败灭。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从风。使能逆取顺守，沛大泽以结人心，则天下虽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发大难之端，起而相抗者。”（《廿二史札记》卷三）
  因此，王莽之败，不在于以诈力“篡位”，而是乏善可陈的“改制”所致。
  王莽从刘氏皇统手中接过来的国家，本来就已经处在积重难返的落日余晖之中。他却处处遵循西周圣制的“原教旨”，搞出五花八门的改制，非但没有为儒家力倡的“圣朝愿景”带来正面的价值，反而使天下更加混乱不堪。
  这样的改制，好比给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服下了一剂足致其生理功能紊乱的毒药。
  春蚕吐丝，作茧自缚，尚且可以破茧而出，化蛹为蝶，修成正果；王莽的改制却把他自己套牢，最终窒息而死，竟连春蚕吐丝也不如。
  刘邦本在立国之初尚且深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远远重于这个体系本身的合理与否，因此不惜延用前秦的“亡国之制”，留待局面稳定之后再行修订。
  在两朝交替的大变局中，人心浮动，帝国原来的“精神穹宇”出现重大裂缝，已不可能发挥应有的凝聚力。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最高统治者想要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则必须要借力于天下人熟知和习以为常的“共同规则”，而官职的名称及其职责范围便是“共同规则”的核心元素，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推倒重来。（关于“精神穹宇”的更多论述，详见拙作《党史商鉴》有关章节。）
  但是执掌帝国最高权力中枢多年的王莽却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为了“复制”虚幻的西周盛世，每有灵感，便轻率对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发动全面的改制，以为只要把官职或各行政区域的名称改得像周朝了，传说中的“盛世愿景”便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王莽至少发动过6次这种大规模的改制。如此频繁而又荒谬的改制运动，让国家机器屡次陷入混乱，甚至是瘫痪的境地。
  第1次，元始四年（公元前1年）——《汉书》“王莽传”记载是在元始五年，而“平帝纪”则为元始四年，以后者为准。
  王莽派人以大量金币贿赂塞外的羌族头人，让其献地称臣，然后在此地增设“西海郡”，以凑齐东、西、南、北四“海郡”；同时说服王太后，将现行的13刺史部州，按照《尚书》“尧典篇”的描述，将全国分为12州，并且重新确定州名和疆界。
  第2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宣布对中央和地方的15种官职名称及9个俸禄等级名称进行全面变更，个别官职在短时间内曾多次更名，比如把“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很快就再次更名为“纳言”；增设11种新官职，在九卿和三公之间，增加“孤卿”的层级。各个官职的职责范围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同时，他还把“长安”更名为“常安”，“长乐宫”更名为“常乐室”，“未央宫”更名为“寿成室”，“前殿”更名为“王路堂”。
  凡此种种，且不说后世读者会眼花缭乱，就是当世的官员们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第3次，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对上述官职进行全面调整时，竟然没有马上着手修订相应的律法条规。两年以后，王莽才想起这桩事情来，便又下诏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荐有德行、通政事、善辞令、明文学者各一人，组织他们全面修订律法。但修订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大概又是不了了之。
  第4次，天凤元年（公元14年）。
  大概是因为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又有了新的长进，王莽按照《周礼》及《礼记》“王制篇”的描述，对各级地方官职的名称和职权进行了全面调整，把“京师三辅”改为京尉大夫府、师尉大夫府、翊尉大夫府、先尉大夫府、扶尉大夫府、列尉大夫府等“六尉”；把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六个郡级行政区称为“六队”，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大夫”，职如太守。参照“符命”的内容，把全国360个郡县改称为“亭”（县下属的基层行政单位）……这一次调整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
  第5次，天凤三年（公元16年）。
  新朝的财政危机已经十分严重，用王莽自己的话来讲，已经到了“国用不足，民人骚动”的程度，公卿以下各级官员的俸禄只有粗布2匹至10匹不等。
  王莽便又突发奇想，从《周礼》中找到“理论依据”，宣布实施全新的俸禄制度。
  这套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每位官员或附城以上爵位者，均要担保一定地区的财政收入（无爵位的地方官则以自己管辖的地区作保）；然后，把他们的俸禄与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直接挂钩。
  他把各级官员的“基准年薪”分为若干个等级，最低为66斛，最高为1万斛（1斛等于10斗）。如果担保的地区不发生灾害，便可领到“全薪”；反之，则以灾害造成的损失折算成百分比，抵扣相应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