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十率多少而损膳焉”。
  王莽以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便可以迫使各级官员上下同心，想方设法发展生产，安定民心。但实际情况是，由此产生的大量统计难题，使得“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许多郡县长官反而因此暴富，“家累千金”。
  于是，王莽又想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没收这些“奸利增产致富者”家产的五分之四，用来弥补边疆驻军的财政缺口。一时之间，告密举报成风，“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
  他本想以此整顿吏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越整顿越腐败。
  第6次，地皇元年（公元20年）。
  为了镇压日益猖獗的盗贼匪患，王莽宣布对全国实行军事化的战时管理体制：在中央设置前、后、左、右、中5个“大司马”的官职；各州牧（类似以前的刺史）兼任“大将军”，各郡卒正、连率、大尹（类似以前的太守）兼任“偏将军”，各郡属令、属长（类似以前的郡都尉）兼任“裨将军”，县宰（类似以前的县令或县长）兼任“校尉”。
  如此想一出是一出的改制，让地方官员疲于接待或应付驾车前往各地传达指令的使者，一天的接待量常常多达10批；官仓储粮和官驿车马也严重透支。于是各路使者便在途中就地征用，自行解决的结果往往是直接向普通平民摊派。
  除了国家机器以外，货币流通也是深受王莽改制之害的另一个重灾区。
  五铢钱自元鼎四年（公元前112年）颁行流通以来，历经宣、元、成、哀、平五朝未做任何改变。王莽借口说，人家周朝的钱币有子（轻）、母（重）两种同时流通，相互之间兑换起来也很方便；而五铢钱只有一种，既不利于流通，也不利于携带。于是便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下令新造3种大额钱币，即大钱、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同时流通。三者分别可折算为五铢钱50、500和5000。其中，错刀钱上用黄金镶嵌“一刀直五千”几个字，故又称为“金错刀”。
  王莽想这次币制改革，把全国的黄金都收归国有。他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宣布列侯以下的官员百姓，均不得私藏黄金。老百姓手中的黄金，要按每斤黄金（时称“百金”）1万五铢钱的官价，由官府统一收购。
  但老百姓似乎不买账。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收购到期望的大量黄金，新发行的3种货币也备受“冷落”。老百姓依然我行我素地热衷于使用延续了100多年的五铢钱。
  新币发行受挫，王莽的理解却别出心裁。他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称帝之后便颁布诏书称：新币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其中的2种大面额货币的名字（错刀和契刀）出了问题——这两种货币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刀”字，而“刘”字（繁体为“劉”）则由“卯、金、刀”三字组成；当初之所以发行这两种货币，是为了延续刘氏皇统已尽的气数。但如今新朝代汉，老百姓便以此币为不吉之物，会冲煞他们随身所佩“刚卯”的辟邪之力。
  所谓“刚卯”是汉人佩带的避邪饰物，以金玉或桃木为材料，刻有“……庶疫刚库，莫我敢当”等字样。
  王莽进而宣布废除契刀、错刀及五铢钱，保留与契刀、错刀同时发行的“大钱”，另外再发行一种“小钱”；大、小钱并用，两币币值为1比50。
  为防民间盗铸，同时宣布严禁民间私藏铜和炭。但由于币值搭配不合理，民间普遍私用五铢钱。由于大钱质轻价重，盗铸现象屡禁不止。
  第二年，王莽便又宣布废除大、小钱，发行“宝货”。
  “宝货”分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6种，6种又细分为28个品种。
  朝廷很快发现盗铸现象更加严重，便以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来打击日益猖獗的盗铸行为，“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同时强制携带新货币，规定官员百姓外出，除了必须有通行证外，还必须持有新币，否则，餐馆客栈不得接待，关隘渡口有权拘留责问。
  各种货币之间换算关系复杂，加上品种太多，很快便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混乱。王莽只得下令废止“宝货”，重新恢复大、小钱。但大、小钱自身存在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25铢，值25钱）、“货泉”（重5铢，值1钱）。
  这一次，货币自身的价值与其面值之间的关系、两种货币之间的换算关系，以及货币种类（仅两种）均比较合理。但为时已晚，经过几次折腾，政府的信用已经滑入谷底。“政府信用”是货币得以健康流通的基本前提。
  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反复无常的币制改革已经重创民生。“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六七”。
  除此之外，王莽还实行了两项重要的变革，五均六筦和王田制。
  所谓“五均”，其实是“五均”和“赊贷”两种政策的简称，目的在于抑制地方豪强哄抬物价和向城市小工商业者发放高利贷。这两项政策主要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6个大城市及其周边郡县施行；这6个大城市也称为“五均市”，其地方行政长官则改称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又称“均官”）5人，钱府丞（又称“钱府官”）1人，分别负责管理物价、收税和赊贷业务。
  “五均”是对武帝朝平准法的延用和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制定基准价格；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基准价格，政府便以基准价格抛售，以达到抑制物价的作用；市场价格低于基准价格，则任其自由买卖。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出现滞销，官府便以成本价收购，以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
  “赊贷”即官办的小额贷款业务。如果上述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居民遇到非生产性小额消费困难，如祭祀或婚丧嫁娶之费，可向官府申请无息的短期贷款（时称为“赊”）。官府也向城市小工商业者提供期限较长的生产经营性贷款，利率为借款人月度经营的纯利润的百分之三。
  所谓“六筦”，即“六管”，即由官府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及对获自名山大泽的天然物产征税。武帝朝曾经实施过这样的专卖政策，在霍光辅政和昭帝朝曾一度废止。王莽新朝恢复之，同时规定，凡金、银、铜、锡和龟、贝等铸币原料的开采及捕获，均由官府统购，不得自由出售；这部分生产经营的所得，按纯利润的十分之一缴纳所得税（时称“贡”）。
  “王田制”是王莽圣朝愿景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是他企图化解极端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的一个措施。
  王莽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实行“井田制”，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拥有100亩耕地；8户共用1井，每户庐舍均在井田中，分田而耕，以收成的十分之一纳税（十税一）；西汉王朝虽然实行三十税一的轻赋政策，但由于土地兼并后，地方豪强对佃户勒索地租，使后者的实际负担达到十税五。
  王莽宣布实行“王田制”，把天下耕地均改称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均不得买卖。如果一个家庭的男丁不足8人，而拥有的耕地超过1井（800亩）者，便要把多余部分交出来分给九族亲属中的缺地者，或交由邻、里、党、乡等当地组织重新分配。当时的地方基层组织以5户为邻，25户为里，500户为党，12500户为乡。
  美好的动机并不等于理想的结果。
  王莽推行这两项改革时，显然忽略了如下三大现实条件的限制：
  其一，国家机器不能正常发挥功能。这是王莽本人对国家行政管理体系频繁“改制”的结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却又企图通过这台机器去支撑原本就阻力重重的变革，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二，两项“惠民政策”的前提是剥夺大官僚、大地方和豪强大户的既得利益，而这部分人又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直接或间接地执掌着政府的公权力。在“精英政治”的体制下实施这样的变革，好比让一个人从自己身上剐下一块肉来，而且还没有给他注射足以忍住剧痛的麻醉剂或转移其注意力的迷幻药，因此，毫无疑问会遭到本能的抵制。
  其三，在这两项变革中，负责一线操作的官员手中权力过大，行驶权力的弹性空间也很大，同时又缺乏硬性的制约或监督。在现实的利益诱惑面前，王莽没有办法限制官员们以权谋私。
  因此，在美好的动机之下，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位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空头支票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明堂召集百官隆重集会，举行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封赐大典。受封人数达2393人，明细如下：
  公：14人；人均封邑为方圆100里（时称“一同”），居民1万户。
  侯：93人；人均封邑为方圆70里（时称“一国”），居民5000户。
  伯：21人；规格同侯爵。
  子：171人；人均封邑为方圆50里（时称“一则”），居民2500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