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男：497人；规格同子爵。
  附城：1511人；分为5个等级，各等级的人均封邑分别为1成、3成、5成、7成、9成（每“成”方圆10里）；居民分别为100户、300户、500户、700户、900户。
  任（九族之女）：83人，规格不详。
  任（刘氏后裔）：3人，规格不详。
  依礼制，行封赐大典时，在明堂以青、赤、白、黑四色之土筑坛，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再在四色土上覆盖薄薄的一层黄土，象征天子皇权，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义；按各个封邑所在的方向，取相应颜色之土，以白茅包而授之，作为受封者归国立社的象征。因此，裂地封侯又被称为“茅土之封”。
  庞大的受封人群中，除了86位女士的背景有简略的交待之外，其他诸位，姓氏、年龄及获封理由均不可考。
  如此盛况空前的赐封，却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王莽莫名其妙地在诏书中说要向周王朝学习。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有东、西两座都城，他也要建两座都城，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即长安）为“新室西都”。但是，至于兴建两个都城和大规模封赐有什么关系，他却没有说明，史书也没有记载。
  更加不可不可理喻的是，王莽在诏书中言之凿凿地说，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人已经奉命与各郡、州地方长官共同划定了诸位所受之封邑的疆界，最后在寿成室朱鸟堂（即未央宫某殿）形成定案；在该方案制定的过程中，他本人也数次与群公、祭酒、上卿们亲自前往听取汇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事后，当这些受封者满怀激动和憧憬捧着新朝皇帝封赐的“茅土”去找有关部门落实自己的封邑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地理图簿未定，暂时不能兑现其封邑，到底什么时间能够兑现也不好说；诸位暂且留在京师，每月领取俸禄数千钱。
  封邑兑现之事遥遥无期。由于去年（始建国三年）北征匈奴，粮价飞涨，这数千钱月俸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不够，于是便有人怀着揣着“茅土”去给人家打长工挣口粮。
  诸侯们苦熬了5年，终于盼来一个说法。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六月，王莽再在明堂筑坛，按照前一次的仪式，给这2393人重新授了一次“茅土”；同时郑重承诺，对那些在朝廷做官的受封者，按公80万钱、侯伯40万钱、子男20万钱的标准享受年俸。
  但这一次又故伎重演，事后还是借口说地理图簿未定，暂且先授“茅土”为凭；除少数人得以兑现小部分封赐外，多数人和上次一样，只盼来一张“空头支票”。
  王莽有如此令人瞠目的行径，难怪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坚持说，王莽这个人，即位后便得了神经病。
  黄先生长年定居美国，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他大概不知道，在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的许多民营企业也都习惯于开出美轮美奂的空头支票，去骗取人才的贡献或合作伙伴的投入。这里面定然有某种深层次的劣根性。
  《汉书》认为，王莽此举是在用这种有名无实的办法，去迎合那些做梦都想封侯的人，和今天满大街乱窜的“某某大学客座教授”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地皇四年（公元20年）秋，王莽和他的新朝双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风起云涌的义兵攻击之下，长安城已经无险可守。王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称“九虎”；把他们的家小扣在皇宫中作人质，逼着他们率领数万京师卫戍部队（北军），东向拒敌。
  他这一回做得更绝，连空头的支票也舍不得给了。每位“虎”将军只领到区区4000钱的赏赐，便要到前方去拼命。
  4000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一份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说，当时3石粟米的价格是450钱，换言之，当时的粟米价格是每石150钱。每位“九虎”将军所受赏赐，还买不到27石粟米。
  按《汉书》“食货志”里的说法，这些钱如果放在天灾、人祸双重蹂躏之下的北疆沿线及青州、徐州等地，却只能买到2石谷。
  “石”是个什么概念？
  清朝学者王鸣盛的观点是，“秦、汉时以百二十斤为石。”（《十七史商榷》卷十二“米价”条）
  其实此时王莽并不缺钱。
  当时皇家金库的黄金储备是以每1万斤为1柜，仅皇宫中便存有60柜，少府属下的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4处宦官各掌有数柜。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等处也有大量金钱、锦帛及珠宝。早在天凤二年（公元15年）王莽便开始不相信朝中权臣，中央政府的金银重宝均由宫中的宦官掌管。
  也就是说，王莽此时直接掌握的黄金至少有80柜，折合80万斤；他却不舍得拿出一斤半两来买自己的命。
  据清朝学者赵翼考证，东汉之前，全国的黄金存量非常多。自从佛教在公元300年前后兴盛于北方地区以来，各地以金泥涂佛像或抄佛经之风日盛，加上原有的金矿也已采掘殆尽，黄金便日渐成了稀罕物，金价也越来越高：“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廿二史札记》卷三）
  王莽大概是已经丧失了正常的思维。他在自己距离身首异处仅有2个月的时刻，他以为挟持了“九虎”将军们的家小，便可以以最小的赏赐，逼着人家去为他卖命。
  将士们的斗志和士气便不难想象。于是一战而败，溃不成军，长安城的陷落指日可待。
  黔驴技穷
  始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年底的北征匈奴，是王莽新朝迅速走向衰败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直接的结果是北疆沿线地区出现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全国粮价飞涨，民不聊生。
  久拖不决的大规模用兵，与如下四大因素一起互为因果，使新朝帝国本已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更加雪上加霜：
  其一，国家机器的半瘫痪。
  其二，越改越乱的货币制度。
  其三，不合时宜的市场及土地制度改革。
  其四，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
  到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国家的混乱局面已经发展到了无力回天的程度。
  对于皇城之外的危机，王莽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晓，但他却一意孤行地坚持继续复制周朝“王制”，成天热衷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这些做法，大概也是为了在朝臣们面前装出一副镇定从容的样子，掩盖内心束手无策的焦虑与惶恐。他担心自己的动摇会使人心更加涣散，进而思变。如果真是那样，新朝的政局必将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迅速失控。
  每当夜幕降临，白天高谈阔论“盛世愿景”的公卿大夫们各自散朝归家后，王莽便悄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加班加点处理被白天耽误的政事，“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
  这种夜以继日的工作状态，不仅仅源自王莽内心的焦虑，也是多疑的结果。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越来越不相信朝中的大臣，包括赖以起家的核心团队。他担心在自己对局势的茫然与无助的脆弱时刻被别人钻了空子，正如当年他钻了刘氏皇统的空子一样。甚至连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也不相信，大司农（财政部长）不能控制国家的资金及贵重物资储备，改由宦官来掌管；王莽自己的秘书班子（尚书）也无权接触官员百姓们上奏的密报（时称“封事”），同样改由宦官上传下达。
  作为对这种不受信任的反应，尚书们也便利用朝中混乱的局面消极怠工，许多官员的上书被一压就是数月，甚至几年。
  王莽曾经数次借“符命”或“祥瑞”之力，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如今无力化解日趋恶化的困局，便又转而故伎重施，企图通过张扬这种“超自然”的神力，来糊弄天下苍生，让叛逆者因心虚而自灭，依顺者因“信仰”而安守。
  但他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空洞的“信仰”毕竟取代不了实实在在的粮食，更不可能填饱老百姓的肚子。
  他当年之所以凭借“符命”或“祥瑞”的力量顺利君临天下，与其说是诈取了天下人的信任，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普通百姓对改朝换代的漠视。他们并不关心谁来坐这个皇位，更不关心以什么理由来坐这个皇位。
  在“精英政治”的体制之下，这些东西都是“精英”阶层内部的游戏规则，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无论谁做皇帝，无论他做皇帝的理由是什么，只要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就必然会出现普遍的反抗与动乱。
  天凤五年下半年，琅邪郡暴发了以力子都、樊崇二人为首的“赤眉”饥民暴动。暴动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壮大到数万人。王莽调集周边驻军前往镇压，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