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于是，他便在次年春天想出一个神奇的新办法来，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匪患：让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官推算出3万6千年的纪年，宣布从此以后每6年改一次纪元。传说自有天地万物以来，便曾有“天皇”12人，号称“天灵”，统治天下长达1万8千年；“天灵”之后，同样也应有“地皇”12人，将统治天下1万8千年。共计3万6千年。这便是“3万6千”的来历。
  从下一年开始，新朝的纪元便改为“地皇元年”。
  同时，王莽还搬出一道叫做“紫阁图”的符命来。这道符命上说：黄帝已经成仙升天，在昆仑群山的虔山上张乐设宴；后世圣主如果有得此符者，也必将成仙升天，在钟南山之巅张乐设宴。王莽在诏书中说，我虽然算不上什么“圣主”，但却得到了这道符命，早晚也会成仙。
  民间对这个诏书的反应如何？《汉书》只用了4个字：“众皆笑之”。
  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王莽的皇后王氏病故。
  当年秋天，有名郎官建议继立新皇后，还说“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王莽便派出中散大夫等45人分行于天下，博采民间德貌双全的女子以备选。
  又有人对他说，黄帝当年便是通过建造华盖来“登仙”的。王莽便下令造九重大华盖，高八丈一尺（取“九九归一”之义）；安装于四轮马车之上，以6匹大马驾之；配备300名身着黄色衣装及头巾的大力士围而护之。
  王莽每次出宫都以此车开道。每次出行，车上的人奋力擂鼓，300大力士则齐声高呼：“登仙！登仙！”
  百官见状，都在私底下嘀咕：这个东西做得像丧车，一点儿也不像是仙物。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刘秀的族兄刘玄称帝，改元更始元年。
  王莽闻之，惊恐不已。为了掩饰自己的憔悴之容，他特意将皓首白须染成黑色；为了以“大喜”之气冲散国运的阴晦，他宣布立所征之淑女史氏为皇后，另立嫔妃120人；为了排遣内心的忧惧，他纠集一帮深谙房中之术的方士，成天在后宫实验各种纵欲的偏方。纵欲之余，依然“忧懑不能食”，便以鲍鱼下酒；倦则凭几而寐；常以“时日、小数”之术，占卜每日吉凶。
  侍臣崔发（曾经是王莽的第一批后备干部）进言：《周礼》和《左传》记载，君王如遇国有大灾，则以号啕大哭镇压邪气，因此，《周易》里说，“先号啕而后笑”；建议陛下号呼天地以求天助。
  王莽依其计，率群臣至南郊，悉陈因符命而称帝之始末；然后仰天大叫道：皇天既然让我君临天下，为何又不佑我剿灭众贼？如果认为我有什么过错，请下雷霆诛我！
  于是捶胸大哭，悲痛欲绝。
  但是，长安危城并不相信眼泪。
  是年十月一日，长安城破。王邑等人退守宫门。
  十月二日，数名长安少年放火烧了未央宫的作室便门，斧劈敬法殿小门，喊道：“反虏王莽，何不出降？”
  王莽的女儿“黄皇室主”见皇宫失守，自感无颜面对刘氏宗亲，便放火烧了未央宫承明殿，自己也投火自尽。
  十月三日，公卿大夫等1000多人，搀扶着王莽逃至未央宫沧海池中的渐台上，企图凭借池水以拒敌。
  王邑当时已经连续奋战数个昼夜，疲惫至极，属下将士亦死伤殆尽。他奔入宫中，好不容易一路拼杀至渐台；见其子王睦正想脱下朝服潜逃，便喝阻之，父子共同守卫王莽。
  大批敌军拥入未央宫，将渐台围了数百重。渐台守军以弓弩射阻之，敌军稍向后退。
  箭矢很快耗尽。申时过后五刻（下午六时许），敌军蜂拥而至。王莽及其100多名随从旋即身首异处。
  新朝帝国宣告灭亡。
  尾议：都有儒家惹的祸
  宣帝朝是西汉王朝的最后一座山峰（但不是高峰）。越过此峰，西汉王朝便一路江河日下，再也没有重现过往日的荣光。这条万劫不复的下坡路，却非陡然出现于元帝朝，而是在宣帝朝便已初现端倪。
  虽然早在武帝朝，儒家学说便被正式确立为帝国的“官学”，但是，它在精英阶层中的真正“独尊”地位，一直到宣帝朝才得以逐渐形成。如此“滞后”的效应并不奇怪。皇帝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可以很快擢升某家学说为诸子百家的领袖，但要想让它深入民间，却须假以时日。
  儒生们在宣帝朝的政治舞台上虽然备受“冷落”，但并不妨碍儒学的蓬勃发展。宣帝虽不好儒生，却不反感儒学。他认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离不开思想的高度统一，曾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石渠阁会议”，亲自裁定儒学“五经”之异同。
  也正是从宣帝朝开始，儒学经义逐渐成为朝廷高官们政治斗争的工具。到了元、成二朝则愈演愈烈，进而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演绎出一幕幕匪夷所思的荒谬闹剧。
  “天变”是特殊的天象或天气、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的总称。每遇天变，朝中高官便会有人欢喜，有人忧愁，各股势力蠢蠢欲动，争相拿它来说事儿。
  萧望之在宣帝朝任御史大夫时，便曾以“今岁首日月少光”为由，企图把老丞相丙吉拉下马来，好让自己顶上去。
  在元帝朝，便有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三人于永光元年九月，同时因“灾异”离职辞官。
  成帝朝“以天变推演人事”的风气更甚。
  王商（丞相）曾经利用天变向政敌王凤（大司马大将军）发动猛烈的攻击。他本人也曾把儒学经义的诠释用于应对突发事件（建始三年的长安水患传言），虽说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但也挣回了不少的人气和声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商之死的诱因，同样是天变（河平四年三月的日食天象）。
  王凤辅政的11年间，更是饱受天变的困惑与侵扰。
  成帝朝的末任丞相翟方进，竟然以一个无中生有的“荧惑守心”天象，丢了自己的老命。
  虽然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拿天变来说事儿，则必然使帝国的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一步步陷入南辕北辙的境地。
  “天变”的对立面是“瑞兆”。前者是负面而凶恶，后者是正面而吉祥。王莽反其道而行之，把“瑞兆”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他通过伪造种种瑞兆或符命，疯狂摄揽朝权，最后成功夺得皇位。
  在2000年前那个远古的国度，治国犹如“封山育林”，原本并没有多少玄之又玄的道理在里面。给民休息，当权者只要不无事生非地骚扰天下苍生，经济就会繁荣，国力就会强大。西汉王朝的前半页，大概正是因为没有儒家学说独霸天下的局面，刘氏皇统才本能地选择了“霸、王道杂之”的务实理念，使帝国的大政方针和政治文化没有像后半页那样滑入“经义”教条的深渊，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王莽处处追求儒学经典的“原教旨”，刻意复制儒家鼓吹的盛世愿景，结果如何？
  因此，在西汉王朝及王莽的新朝，小至人事斗争，大到国策方略，都被“思想新贵”儒学引入了南辕北辙的歧途，遂有荒谬与败亡。
  早熟的哲学与青涩的科技
  董仲舒的努力与成就，在于推动儒学从“显学”向“官学”的转变。
  但是，由显学而官学，不仅仅是地位的变迁，儒学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儒家应对挑战的方式与过程，却把儒学推入了歧途，使之日渐对帝国政治，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负面影响。
  任何学说在成为官学之前，完全可以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可以自相矛盾。但是，一旦成为官学，它就必须“无懈可击”。否则，来自“在野”学派的质疑便会动摇甚至颠覆它的领导地位。
  儒家过早成为帝国的官学，好比未成年的孩子过早地成为庞大家族的主宰者，想不早熟都不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过于早熟的事物，因为跨越了必要的生长周期，都难免存在先天的缺陷。
  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学技术，下同）的基础性支撑。只有科技的相应进步，才能帮助人们更加真切地认知客观的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世间万物的基本规律。如果没有对这些规律的准确把握，社会科学便只能通过“主观臆断”来实现对基本命题的自圆其说。这便难保不会偏离真理的轨道。
  儒学在趋于早熟的关键时期，便遭遇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困境：科技的发展尚处于极其青涩的阶段，虽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基础或进步，但肯定不足以满足儒学的需要，至少不能与之相得益彰。通俗地讲，是过于青涩的科技水平使儒学患上了先天的营养不良之症。
  2000年前的古人自然不可能意识到科技的重要，连董仲舒这样的当世“高人”也不可能，比董仲舒还要古远得多的前辈们，包括孔、孟在内，则更不可能。
  一方面是科技素养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却是官学“自圆其说”的迫切之需，于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便应运而生。
  “天人合一”，也称“天人感应”。这个概念的提出大概是董仲舒的贡献，但其内涵却并非他首创。
  按清人赵翼的说法（《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在董仲舒之前的数百年，儒学先贤们在治史时便刻意把天变与“人事”莫名其妙地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