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社会建制某些基本前提已大规模陷于崩溃。一方面，个别城市、甚至由多个城市结成的联盟，都发现无法生存；军事防御以及为参与日益扩大的贸易和新兴工业资本主义而聚积足够的资本的需要，都决定了唯有民族国家才是适应下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天主教会建立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幻想已被宗教革命破除，而且更实在地，也被新大陆的发现破除了。    
  要想看出上述各项论断基本上正确无误，只消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许多主要历史因素。汉撒同盟日渐衰落，它未能形成必要的统一，来参与掠夺新世界的竞争并进入商业资本主义新时代。随着君士坦丁堡陷落，意大利失去了东方商品来源。麦第奇（ Medici）银行于 1494 年倒闭，麦第奇家族势力也大部分随之而崩溃。在此同时，意大利市民阶层和贵族富豪未能在政治上获得必要的统一，来形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商品与劳力的民族市场。马基维利的《君主论》实质上是呼吁意大利在麦第奇统治下统一，它乃是徒然寄望于麦第奇复辟而于 1500 年左右写成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首先染指新大陆的资源，却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社会组织形式，使它们获得的资本得用于有系统的投资。倒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贸易、海船私掠和海盗劫夺，捞取到了大得不成比例的利益。    
  在1500年以后资产阶级建立适合于其本身发展的法律秩序，那几乎全是在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事。这两个民族各用不同方法，并以显然不同的速度创造了各种法律典范，为其他完成政治统一后立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所借鉴。    
  在1400年以前，商人若非本地手艺工匠，就是国际冒险家。买卖交易最初是孤立，而且并非连续的，后来城镇和交通网络有了增长，才发展成为贸易 ――有步骤地通过交换追求利得。在 1400 至 1600 年这个期间，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制造业成长起来并终于取得主要地位，它涉及手工业生产的协调和系统化。    
  早期商人对于生产方式，有纯属 “外在”的关系：他从生产者购进商品，再将它运到可以卖高价的地方。逐渐地，商人开始对生产直接投资，最终将制造成品的各个过程整合；与此同时，一部分生产者积累了资本，便开始依据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生产，不再受各种行会限制。    
  有一种政治形式，即民族国家，特别适合于这种发展，到了15世纪我们便开始看见资产阶级特有的这一制度之出现，按这制度，在由单一主权宰制的领土的政治疆界以内所有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的内部壁障均告消除。正如多布（ Maurice    
  Dobb）所写的：    
  各种制造业的迅速兴起，尤其是在英国，逐渐地将那些流离失所和陷入贫困的人都吸收进去。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各个民族便进入相互竞争的关系。争取贸易的斗争是依靠战争、保护性关税和禁令进行的，而在早先各民族即使有关联，也只是作无侵略性的交换而已。从现在开始，贸易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开始走向工业资本主义的长征，强令经济纳入新形式，凭藉权利、征服、或掠夺来瓜分新世界财富，保持财富流入本国超过流出的贸易平衡 ――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付出重大代价才得以完成的。对其中每一件事，都曾有过认真争论和尖锐斗争。如果说这些事情在回顾中显得是走向现代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那末，在 1500 年它们却并未显得如此。对于伴随这政治和经济发展而来的旧有价值准则和典章制度之摧毁，有很多人是激烈反对、甚至感到震骇的。汤玛斯・摩尔就曾用讽刺和忠告，最后用他的生命，反对过都铎王朝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他的生平和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对上述事件的一种看法。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泰格 利维著 纪琨译        
十五、汤玛斯 ・摩尔和中世纪憧憬的破灭    
   汤玛斯 ・摩尔（Thomas    
  More， 1478 ― 1538 ）属于他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人物之列。他是一位卓越律师，在普通法法庭上为人辩护收费极高，同时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社会评论家，其发表于 1516 年的名著《乌托邦》，提出了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憧憬，文笔优美，满纸尽是辛辣的社会批评。他的许多警语、诗篇和戏言，他对异端的谴责，他同伊拉斯莫斯终生不渝的友谊，他对《圣经》经常不断的研读，他对教育女儿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关怀，他曾论述圣奥古斯丁《上帝之都》的多次讲演――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他是众所公认的欧洲人文主义哲学运动的领导人。总的说来，摩尔乃是将中世纪普通律师最优秀的品质，同我们所谓“文艺复兴人”所具有的种种气质结合于一身了。    
  如果说摩尔代表着中世纪传统，那末，那确是不仅受到人本主义精神影响，而且也还经受种种实际事务磨炼，因而变得开明通达的传统。中世纪传统与新兴市民阶层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并非仅仅是强使信念趋于同一与信教自由之间的冲突，也不只是天主教社团精神与抽象的个人主义理念之间的冲突。就摩尔而论，发生冲突的根源，都深藏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内部，我们考察一下摩尔本人所曾作出的若干抉择 ――它们必然导致与亨利八世直接冲突，并终使他以叛国罪名被处死――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那些抉择看起来乃是现实经济后果与人生后果之间的抉择，是在对真正上帝普遍、强有力信仰指导下作出来的。在中世纪概念中，这上帝是以永入地狱苦来迫使世人顺从他的愿望的，而在新兴观念中却以善行作为救拯的确证。    
  摩尔的一生还表明，他乃是资产阶级法律史上一个决定性时期的产物。作为英国两所最重要普通法法庭之一，即高等法院（ King"s    
  Bench）的一位法官的儿子，摩尔曾研究欧洲大陆民法，对公教法也有认识，但他实际所受的却是英国普通法训练。他显然也很懂得商人法，或至少很懂得商人种种惯例，因为曾被新一代英国商人市民最重要的团体“布商公会”授予“自由权”，并曾多次被各种商人集团选派前往与英国日益增长的毛布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制造业中心法兰德斯，执行交涉任务。摩尔曾有一个时期出任国会议员，并曾担任下议院议长，其时正值该院的独立性及财政功能均已开始有明确规定。他在亨利八世手下被委任多个重要官职以后，又被任命为通常只有教士才能担任的大法官，这实系对他法律才学的破格推崇。摩尔以大法官身份行使司法管辖权，复审各普通法法庭案件，并依据衡平法原则予以修正和纠绳，还在原判法庭无能为力时提出补救办法。在此我们并非要突出摩尔作为推动英国社会的基本力量，而毋宁是要在他一生和死亡之中，看出正在起作用瓦解封建秩序的种种矛盾。    
  摩尔在获得律师资格那一年 ――即在专业学院“林肯法学所”熬足岁月、有资格出庭之后――还曾发表演讲，论述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都》。那个时期，中世纪宇宙观还残留在人的信念之中，深信“唯一真正教会”是统一的。仅以早期最杰出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为例，他就曾经宣称信念的统一乃是在世间造成符合上帝旨意社会的唯一途径。他的理想强韧有力，在宗教革命种种斗争中一再得到证实。就连喀尔文在底子里也都服膺这一中世纪理想，因为他对唯一真正信仰――新教――之外的异端，决不会比宗教裁判所更宽容。    
  但是，这统一当时并不存在，过去也从来不曾存在过，只有在早期受迫害的基督徒社团中或许例外；路德和喀尔文都很正确地发现，它的精神成分业已开始腐烂和受到毒害。然而，那一理想作为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却仍然是高悬着的。人人当尽力追求的基本德性也十分明确：公平价格、真正的宗教、人人各得其所、鄙弃唯利是图。而且，在怀抱此种理想的人看来，许多人竟要抛弃这理想，转而追求建筑在制造业、贸易和金锭等具体的事物上的社会，实在是在引导国家走向道德和人性灾难。    
  摩尔认为，英国经济扩展所付的社会代价未免过高，特别因为这扩展意味着中世纪人本主义理想的终结。《乌托邦》乃是在16世纪时已开始成为哲学和技术研究特征的理性指引下，对早期教会理想的精神普世性的再创造。《乌托邦》描述了一个公社式社会，它并不强求一致，但却通过明显可见的公正制度而达到全体一致。人人都有工作，尽管不是有组织的工业式工作。在那里，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摩尔写道： “你将会惊奇地发现，多么少的人实际生产出人们全部需用的东西。”相应地，那里不鼓励企业家精神或利润动机。在乌托邦没有贪婪之心，因为人并不是生来贪心，那里也没有律师，没有贵族。    
  摩尔的宗教是同对英国社会的实际观察结合的，在《乌托邦》导言部分借拉斐尔之口，他对英国社会进行了有力批评。     
  那里有大批贵族，他们都像雄蜂一样依靠别人的劳动过活，换句话说，就是依靠他们的佃农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