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说起来，上海的租界里，倒像是一个奇怪的俄国城市，餐馆，衣服店，面包房，舞厅，到处都有俄国人，剧院里上演着俄国芭蕾，梧桐树下贴着从彼得堡来的诗人亲自面授正宗俄文的告示。
        那时候，这有普希金雕像的街角，就是法租界的俄国小区的中心。
    说这故事的人，老了，他们说从前他们管这些俄国人叫罗宋瘪三。
    他们说：“不要看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外国人要是瘪三起来，比中国穷人还有瘪三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瘪三。”
        老人的眼睛里，有一种笑意，我想，那应该就叫幸灾乐祸。
        小时候，常在塑像下面玩，仰望那铜像，只看见童年的蓝天下，有一个又尖又高的青铜色的鼻子，忧郁而诗意地指向前方。
    小时候常常在那里放风筝，有一次风筝落到了普希金的肩膀上，望着这个外国人深深的眼睛，就是不敢去用力拉一拉细细的风筝绳子，大哭着放弃了新风筝回家去。
        因为怕惊动了这个被人打死的人，会有报应。
        在我家和普希金公园的中间，要经过一个街面房子，那里终日响着钢琴声，教琴的，是一个又白又胖、像一座有洋葱味的雪山一样的俄国女人，我常常听着她的琴声走远，可是不知道她在弹什么，那些曲调在一个小孩子听起来，就是阴郁的。
        有时候，趴在高高的、有陈年雨痕的窗子上看着暗暗的屋子里的女人，看到她走过来了，马上就逃开去，逃得飞快，像有鬼赶着一样。
        因为这个雕像，所以我第一个记住的，就是这个外国人。
    也爱读《金鱼和渔夫》的小书。
    哥哥学校里读的是俄文，他教我普希金的俄语读法，可是他自己学不会卷舌音，发出来的声音像吃多了安眠药的呆子说话。
    那时候最好的学校里好像都让学生读俄文，因为那里是列宁十月革命的故乡。
    那时候，有人唱着苏联歌，唱莫斯科郊外晚上的一个好姑娘，那时候，我家楼下有一个大哥哥和中学里的一个女孩子恋爱了，那女孩子穿着布拉吉在黄昏的大院子里走过，露出了麦色的锁骨，让院子里所有的小女孩都看傻了眼，以后，我们这一代女孩子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在一个黄昏穿上露出了锁骨的苏式的布拉吉。
        追究起来，上海是一个挑剔着崇洋的地方。
    在有比较的时候，从前的年轻人把在上海的俄国人叫做罗宋瘪三。
    而到了楼下大哥哥的时代，他那穿布拉吉的女朋友，就成了我们的理想。
    像一个感冒的人，塞了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只好侧面躺着，让上边的鼻孔把鼻涕流到下面的鼻孔里去，就整夜地用一个鼻孔，呼哧呼哧地吸气不已。
    那时候的上海人，紧紧捉住唯一的外国，那是苏联。
        后来，“文化大革命”
    ，将普希金像敲碎推倒了，苏联也没有了，它成了修正主义。
        那时候我长大了。
        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自己冲洗相片，常常和同学结伴到向阳公园去照相。
    那里有一个最好的背景：蓝色圆顶的东正教堂。
    数不清有几张照片是以它们为背景的，从镜头里面看着蓝天下面退色的蓝色圆顶，和顶上小小的黄色圆点，真觉得它是那么浪漫那么悲伤的房子。
    站在上海那不蓝的蓝天下，好像在怀念什么遥远的东西。
    那时候，我知道那是白俄留下来的房子，他们到了礼拜天，就到这里来，这一小块地方，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他们在这里唱歌，在这里哭，俄国人才有的那种广大温柔的忧郁，就这样子在上海的蓝顶房子上留了下来。
        后来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读书，从四面八方弄来的书，大部分是俄苏文学，书中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夹着法文，在书页的下端，有那些法文的译文。
    因为俄国人对法国，有种深刻的、像怀乡似的崇拜，就像上海人对租界文化。
        后来，我又长大了一点，喜欢用零花钱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好像只有坐在外面餐馆的桌子上，才表示我们都长大了。
    去的那家上海西菜社，在梧桐深深的淮海路上，里面有褐色的火车座，在那里我吃到了罗宋面包和乡下浓汤，一种有番茄沙司、卷心菜、土豆和红肠的俄国汤。
    餐后还有一道俄式的冰激凌，里面没有一点点冰渣子。
    听说，那里的大师傅还是小时候从俄国人手里学来的。
        有时候还到岳阳路上去，没有了普希金雕像的街心花园绿树葱葱，路上经过那白俄女人的琴室，里面再也没有她的琴声，没有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的门上也落满了雨痕。
    那时的岳阳路，白天几乎看不到行人，在寂静的空缺里，少年时代的我，感到了在俄国民歌里的那种温柔和忧伤。
        那时候，离上海人那么难忘的四十年代的好日子已经远极了，上海人还是不肯喜欢俄式的东西，迷死了租界的人说：“我其实不喜欢俄苏的东西，我喜欢的是上海的租界。”
    可是，那个留在越来越老的老人嘴里的租界，在我们看起来，就只看到蓝顶的房子和红汤了。
    那时候不再有白俄女老师教孩子钢琴课，可是走在马路上，还是随时可以听到有孩子在家里的窗前学琴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传统和从前这里有那么多钢琴老师的历史，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关系。
        后来“文化大革命”
    没了，普希金像又重新竖了起来，有一天特地去看它，普希金变矮了，甚至鼻子也不那么尖了，仰望铜像的时候，在心里吃了一惊，原来这里的天不是瓦蓝瓦蓝的。
        上海人慢慢地变得有钱了。
    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
    那时候，任何从外国来的旧衣服，都能在被普希金雕像的小花园和蓝顶的东正教堂夹在中间的华亭路上，卖一个好价钱。
    那衣服一穿到上海人身上，配上他自己的围巾和微笑，好像从来就是他穿的。
    那时候，苏联正在打个不停，苏联的女孩子在为一双丝袜子而献身。
        华亭路上来了苏联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里面有他们的望远镜、手表和照相机。
    他们想用它们换中国人的衣服和袜子回家。
    那是个小伙子，高高的。
    那一次，我才真正看到了在书里看了那么多次的亚麻色的头发，和那头发下的蓝色的眼睛。
        白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普希金的雕像。
    赤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布拉吉的梦想。
    现在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来了。
        华亭路上的人笑嘻嘻地看着那高大的小伙子，有一个中国小伙子跟在他身后，大声对每一个摊主说：    “苏联人没有钱的啊，他拿了东西来换，就是没有钱买的意思，别看他们是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呢，你们好好地杀他的价，从前，人家都叫他们罗宋瘪三的呢，”
    外滩的轮车   晚上到外滩去，能看到沿着江面的从前黯淡的大楼群，如今被新装上的照明灯照得雪亮。
    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大楼，巴罗克式的，青春艺术式的，芝加哥式的，罗马式的，几经沧桑而不毁，在上海发红的夜空下默默伫立，带着一种好像是哀伤的气息，即使是被照明灯照得像一根根透明的棒冰一样的夜晚，也不能挥去这样的气息。
    它们总是要让人想象。
        外滩从来是上海人的骄傲。
    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沿江的尖顶大楼，梧桐树。
    从外地来的人，要是不到外滩来看一看，好像没有到上海一样，就像到了北京而没有去长城。
        晚上的外滩，刮着潮湿的风，在那里走了不久，露在外面的皮肤就潮了。
    一盏一盏地经过立柱的铸铁路灯，那路灯是最近修外滩的时候，仿着从前租界时的欧洲街灯的样子新造起来。
    仿造的，不知道在哪里，就让人看出来它的不结实、不老和不精致。
    虽然它也亮着，它也站着，它也是黑黑的，可是看上去还是像话剧里的道具，罗密欧和朱丽叶小小心心地站在三夹板钉起来的阳台上歌唱爱情，他们一动不动，生怕不小心踩裂了外面画着石头的阳台。
    听说从前外滩的老铸铁路灯，在五十年代，为了大炼钢铁，把它们都推倒了去炼钢铁，当时人们以为这种租界留下的旧东西，有去炼钢的机会，都是它们的幸运。
    而现在它们的膺品在有雾的夜晚大放光明，一些年轻人靠着它们照相，那是新从法国时装杂志里学来的情调。
        到圆明园路街口，暗暗的老式路灯下面，看到了一个老人骑着一辆红色车身的三轮车。
    路灯浑黄，把两座高高的旧大楼下没有一棵树的窄街照得像一个深壑，老人和他的老三轮车，停在和平饭店和银行大楼的裂口中，好像是从历史书的缝隙里不小心落下来的陈年灰尘，红色的木头车，黄色的油布篷，车夫挥汗如雨，那是三毛漫画里的旧上海，车大的后背上坐着一个飞扬跋扈的美国水手和一个鞋头尖尖的女郎，那是劳动人民在没有翻身得解放时候的痛苦生活。
    我想起来一个记录片里说过，全上海现在只剩下最后七辆从旧上海过来的三轮车了。
        老人用一条看上去白花花的毛巾用力打了打座位，望着我们响亮地说：    “坐在三轮车上白相夜外滩，味道才好。”
        座位用白布蒙着，按上去硬硬的，好像里面还是油布的座。
    从前的人一定都瘦，所以两个人坐上去，紧紧地挨着。
        老人伸出两个手指，要二十元钱，从灯塔到外白渡桥，回来走圆明园路，看老房子，最后到云南路吃小绍兴鸡粥。
        “二十元，比出租车还要贵呢。”
    我们反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