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出租车算什么东西，你坐在里面什么也看不到。我这个车子，你要快，用脚踩一踩踏板，我就会快，你要慢慢地看，吃吃瓜子，看看风景，我就慢慢地踏。从前的小姐，都是这样子的，把脚跷个二郎腿，坐相好看得不得了，美国玻璃丝袜的一根筋，一点也不歪的在后面横好。街上的人也看你们，好像是看风景。”
        我的天，那是从前长三堂子出街。
        “碰到有太阳的时候，小姐啪地撑出杭州绸布伞，花露水香了半条街。”
        还很是香艳。
    也许就是他车上的女子，把《子夜》里那个从乡下来上海的老太爷惊得到上海第一天就中了风。
        老人在此刻是不能抗拒的，他鼓动的笑容为我们闪闪发光地展开了一个时代。
    对从小看《旧上海的故事》、《新上海的故事》长大的我们来说，那是个多么神秘、多么似是而非、多么纸醉金迷的时代，如今我们眺望着它，像破落地主家穷大的灰孙子看从前的家谱。
        三轮车在荷兰银行边拐了一个弯，上了靠江边的大道，风湿湿地掠过我们的脸。
    海关的铜门在灯影子里，像拉洋片一样，从我们眼前无声地掠过去了，老人伸手点点钟楼说：“这只钟是英国货呢，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坏。”
        东风饭店外面挂着好多小灯，看上去热闹而又贫穷，小孩子手里拿着吃剩下的可口可乐红纸杯从里面出来，那里现在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吃美国炸鸡的地方。
        老人说：“从前这里是最高级的地方呢，上海最有钞票的人去开销的地方。那时候这里干净啊，出出进进的全都是头面人物啊，像现在，弄成这种瘪三腔调。你们是没有见过，上海从前兴旺的时候，你们的爷娘大概还拖鼻涕呢。”
        “你进去过吗？”
        “我们这种苦力怎么进得去，我们的车子都不好在那里停的，人家都有私人轿车开过来，司机戴好白手套，像那么回事。”
        “那，你现在高兴了，想进去就进去。”
        “有什么好高兴的，进去的是那个地方，可不一样了啊。从前是什么气派。现在我都不要进去，我儿子结婚时候喜酒办在那里，天花板上还洇出水来的。”
        老人的背像大鸟一样耸起来，把手撑在龙头上，两只脚一吊一吊地骑着车，是纯熟到了油滑的骑法。
    他从十六岁开始踏这辆三轮车，现在已经六十年。
    从前他是一个从苏北乡下来的小伙子，现在，他是一个两腿暴满了青筋的结实老人。
        “从前我们也会看山水的，看到时髦的人嘛，说哈罗哈罗，外国人在车上，用斯笛克顿顿脚踏板，就说Hurry，Hurry，就是快的意思。”
        我们在车上惊倒，他也会说英文！
        老人脸上笑了笑：    “客人下车了，就说古德拜，Sir。”
        一盏路灯照亮了老人的笑，那是非常老于世故的笑容。
        看到旧灯塔了，它小小的，百无一用地坐落在外滩的尽头，再过去，是四九年以后慢慢扩展的新外滩了。
    那个早已被废弃的灯塔黑暗着，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
    从前，它是为进港的船引路的，船带来了四面八方来上海做发财梦的人。
    骑车的老人也是坐船到上海来的，只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发财，但这没有影响他对上海的回忆和怀旧。
    可为什么他怀念从来不曾属于他的那种上海世面？
        老人像大鸟一样的背影，无声前行的木头老车，有雾的灯下，我们好像跟着他在飞。
    从来都没有人这样热衷地对我说过从前的上海，这样惆怅地。
    他为什么是热衷的呢？
    好像是他失去了根，好像是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好像是他终于能在缅怀里得到什么。
        “从前外滩到底什么样子？”
    我们问。
        “比现在干净多了，外国人领着小孩，在这里散散步。黄浦江里，有钱人的游船呜哇呜哇唱唱。是有钱人来的地方。”
        大家现在向往着的，想念着的，以为自己从前有的，就是这种日子么？
        “那从前到底好不好？”
    我们问老人。
        “你有钞票，就是好。没钞票，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好。”
        这就是从前像我爸爸这一辈的浪漫的学生革命者说的社会的不平和革命的动力么？
        “要是你有钱呢？”
        “人生在世，谁不想吃喝玩乐，风风光光呢？”
        没有树的窄街。
        外滩的大房子。
        南京东路的大房子掠过去了，那曾是一个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来的东亚第一楼。
        白渡桥后面的上海大厦掠过去了，那曾是上海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外滩公园在雾夜里水边黑色的树林掠过去了，在那里，几个中国牧师曾为公园门口竖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牌子与外国巡警交涉，一个年轻的中国牧师被打，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子挺身而出，他们就这样相识而且结了婚，并生下了两任国母：宋庆龄和宋美龄。
        上海的从前几经沧海以后，变成传奇。
        突然远远看到南京路上，堆在一起射过来了高高矮矮的霓虹灯。
    那里想要重铸昔日辉煌的心思正在发扬光大，老店名在恢复，老建筑在重建，人人享受寻根的乐趣，像十九世界欧洲旧小说里的孩子，贴身挂着一个不知来历的金鸡心坠子，里面是个贵夫人的像，可是他穷得像老鼠一样活着，然后有一天，发现自己原来是贵族家的私生子。
    现在，整个城市，都在找自己的金鸡心坠子。
    在我们小时候从来就是在黑暗中江风横扫的外滩，现在一点一滴地收拾起来，像是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坠子，可是拿不准是不是金的，用牙咬，用手搓，心里直嘀咕。
        甚至一个从旧上海一路踩着三轮车而来的劳动老人。
        甚至他的后代们。
    华亭路   坐落在小花园后面的结核病防治所正在大修，粉刷成明亮橘黄色的大房子突然强调了它本世纪初的欧陆式样，它在街角突然营造出来的华贵与舒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
    在“文化大革命”
    中用泥巴糊平的三个西洋古人浮雕头像重新沉思地低垂眼睛出现，这栋大修变旧的大屋在延庆路华亭路上连排的旧欧式房屋几近尘色的景观中也像三个头像一般凸现。
        这是第一栋在华亭路上复旧的屋子，它的灼目出现，使人回首百年之前的上海租界历史，那是曾被人们努力消除的历史，但由建筑沉默地强调。
    在大修中这栋旧屋虽然同样将外墙刷黄，但眼前的新鲜暖和的黄色与世纪初欧洲建筑流行的冷静高做的黄色有微妙的区别，后一种黄色今天我们只能在上海租界建筑的外墙局部可以看到，比如窗台下端。
    不知那种颜色上的区别，是否由于冷静的柠黄是英国人涂上去的，而如今温暖的橘黄色是中国人涂上去的缘故。
        带领我走进如今充满了油漆和尘上气味的大屋的陈姓老人，是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资深医生，在他通常老年人穿的羽绒衣衣领里，衬着一条细格围巾，一九五○年，他在租用这栋房子时曾经目睹这大屋作为在上海的外国人住宅的最后情形。
        一九四九年，拥有这栋房子的英籍犹太人逃离中国。
    一九五○年，房子二楼的宽大走廊上，还挂着大幅壁画，甚至在宽大阳台上，还放着一些晒太阳用的藤椅：用中国上好的藤编织出西洋的式样。
    只是时光飞逝，即使是当时目睹变化的陈姓老人，也不能回忆起壁画的模样，是英国的严峻与真实，还是犹太人在绘画中喜欢的辽远与写意。
        陈姓老人绕过一堆建筑垃圾，推开底楼的一扇厚重精致的房门，告诉我这里原先是餐室。
    曾经有一扇窄门，从后面的厨房通向餐室，给仆人上菜时直接进出，现在演变成一个放Ｘ光片的细长木柜。
    这里曾经还有一只大菜台，在医院的小仓库里我看到了它。
    阳光从我的身后射向仓库深处的大菜台，它翻倒在絮尘飞舞的阳光之中，台面已裂，露出台角可伸缩的机关，粗重结实的桌腿至今还保留着栗色的油漆光泽和雕刻出来的菱形花纹。
    据说等到房子大修结束之后，这个大菜台还会搬回去，作为医院小会议室的会议桌。
        在二楼卧室门边我站了几分钟，看到门上嵌有白瓷的把手，那被黄铜环固的小块椭圆白瓷，有着纵横细密的龟裂，龟裂的纹路也已变成微黄。
    我相信这个现在我们已经不知名了的犹太人是一个要求着生活情趣的人，陈姓老人把那犹太人称为“他”
    ，当时“他”
    委托代理租房事宜的中国人已经年老去世，整栋房子里的工作人员连同现任所长，都不知道“他”
    的姓名，一个人的经历失去了注释者，就变成了故事。
        “他”
    是英国人，却住在法租界，据说这也是当时一些相对富有的英商的趣味：在繁华的英租界做生意，到安静的法租界造屋居住，或者租用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连家具出租的小楼，在“他”
    住所的五百米左右，就有七栋英商公司的租房。
    华亭路当时已经成为上海非常优美因而非常昂贵的高级住宅区，在这里附近，有白俄贵族创造出来的享乐的西方文化情调，冲淡了十月革命之前上海租界被当时贵族化的欧洲本上非常轻蔑的恶行恶状的暴发户气味。
        上海租界史研究者李天钢用“个体户”
    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形容他们的发迹、文化、作为和格调，以及其中的鱼龙混杂。
    照李天钢的说法，种满法国梧桐的法租界是远在东方的西洋人“逃避生活的地方”
    。
    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也有着一些不同，在上海的人到黄浦公园门口挂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臭名昭著的木牌，在本土的人则视正在东方发财的冒险家们为一群没有教养还不安分、大肆败坏欧洲形象的人，而在本上的报纸和演讲中不时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