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那个情形，我想和现今中国人对去东欧贩卖劣质商品发财的个体户有某种情绪上的相似。
        “他”
    就住在这个地方。
    用铸铁的黑色镂花的栅栏围出一个在延庆路和华亭路拐角的地方曾经鲜花灿烂的花园，法国南部的各种玫瑰到了东方的土壤里，有了一些变化：变得小了。
        不知道“他”
    为什么辛苦地创造出一个华亭路上的英国，我相信即使是在租界，也并非易事。
    由于“他”
    对本土生活方式的坚持，使人猜想是否他也属于贵族式的固守与坚持，不像哈同，完全以一个贵族犹太商的身份把自己的生活汇同到清朝宫廷化的生活方式中去。
    但我不相信一个英国贵族或欣欣向荣的富商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图谋业绩，一个人远离本土，总是有着巨大的梦想或巨大的失望。
    也许他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人，但在本土，富家阶层宛如铜墙铁壁，令人无法进入，他挟着一只旧箱子，乘邮轮的三等舱来到上海，像后人描绘的一样，在东方混战中他成功了，于是他实现梦想，不再是本土社会的不甘者，或出局者，他用仰慕已久的整套本土的富家大屋向自己证明了成功。
        铸铁的栅栏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时候拆去炼钢，楼下的满园玫瑰也早已不知去向。
    放眼窄小的华亭路，陈旧但仍然优美的西洋的小楼房，在花园里多年疏于修剪的树木中寂静伫立，宽大的阳台上，堆放着新彩电的空包装盒和夏天用的旧竹躺椅，三层阁的窄长窗台上晒出一竹竿衣物，红白格子的桌布迎风飘扬。
    在褪色的百叶木窗里，是小心擦亮的玻璃窗。
    这些华亭路上光阴岁月渐渐流逝但努力呵护的欧陆情调，使人想起的是一句关于爱情的古诗：衣带渐宽终不悔。
        越过延庆路，华亭路的东侧是一些早先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产业：尖顶红砖的法式小楼，墙面灰色的二层小楼以及嵌着积满尘烟的鹅卵石外墙的三层小楼。
    在那里的一条寂静里弄的尽头，由汽车库改建的房子里住着杨姓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了童年时住在华亭路的情形。
    他随父亲看守过当时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房产，因此从小生活在这条华亭路上。
    对于华亭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他的评价是：“土豪劣绅”
    的高级住宅区。
    “洋房花园，马路干净，春天花园里全是花，咯是老那个的噢。”
    他住在这里的经验是，牢牢地记着在他七岁的时候，因为和华亭路上外国人学校的外国孩子玩，被学校里的外国人老师打了一个耳光。
    当时这条路上除了他和父亲看守房子住在这里之外，几乎没有普通中国孩子可以玩，他总是越过华亭路到延庆路上的大德里去找男孩玩。
    对于现在的评价是，当然不如从前了，现在是大家公用的东西，总不像独家人家用那样当心爱惜了。
        跟随陈姓老人走上三楼，在东侧的房间里看到了与墙壁相连的长写字桌，在它的上方有一个长长的架子，架子的两边，有椭圆形的玻璃小窗，他说：“这是‘他’的办公桌。”
    在大修中它被漆成灰色。
        我相信他是属于那种挟着一点小钱来上海的洋人，照十年前在深圳的北方人的话，是捞世界。
    他来到上海，远离英国的法律与等级，带着人种和国籍的傲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滋长出来的掠夺的兴奋，他在贫穷的东方赚到了大钱，这实在是一个有无限寓意的悖论。
    在这张办公桌前，不知他算过多少笔账，计算他的财产和取得财产的途径，而他的方法如今则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对上海人来说未尝不是残酷的。
    一九○○年英国亲王到上海来访问租界时，目睹他的同胞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曾经说，这些人贪赃枉法，毫无道德准则，不能够代表真正的英国人，更谈不上代表英国的贵族。
        然而，租界的使用则来自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
        在那张写字桌上，不知“他”
    写过多少封寄往欧洲的私人信件，向旧大陆的人描绘这冒险家的乐园，他也许会描绘一些我们这些地道的中国人都不曾看见的历史：一九一四年洋泾浜被填成爱得加路，我们只知道延安中路，可当时这条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租界的地盘。
    他是英国人，也许还要描绘一下跑马场赌场的情形，而我们只是为乘49路车，在人民广场上走来走去。
    或者他会像玛格利特·杜拉那样写一些回忆录？
    这是一段怪异的历史，洋人在租界营造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人伦，又点染他们的生命故事。
        然而他们这些发财的生意人，其实并没能给上海留下房子之外的文化上的影响，真正影响了上海的，是法租界容纳并欢迎的白俄，那些随着最后一条从苏联逃出的皇家舰队兵舰来到上海的白俄贵族，他们来到法租界以代替法国。
    在“他”
    的办公室窗里，我能看到襄阳路上东正教堂蔚蓝的圆顶，那是白俄建立起来的教堂，还有东湖路上的那条红砖的大弄堂，十几栋有俄式宽大窗台的小楼房。
        那些来自俄国的旧贵族，当年与法国的贵族联姻，在辽阔的东部欧洲长着白桦林的土地上，说法国话，吃法国菜，穿法国时装，在心里奇怪地装满了对西欧文明的崇敬和向往。
    然后一场大革命把他们从怀想法国的俄国赶了出来，他们来到上海，过流浪的生活，在心里怀着对法国的向往，和对过去在俄国向往法国、制造法国情调的好日子的双重怀念。
    他们不学做生意，不为生活艰苦奋斗，不放弃贵族风花雪月的生活方式，在淮海路开真正的西餐馆，在有钱人家里教授训练有素的钢琴和芭蕾，在公部局的交响乐团里演奏出第一流的西洋古典乐，使这支乐团成为世界十大著名乐团。
    他们在岳阳路上建造普希金铜像，在丽娃丽姐河边当陪笑的女招待，对客人诉说一段公主的短暂历史，通过许多感伤堕落但顽固优美的景象，是他们，最后把那种对西方的怀乡病永远地固定在上海租界文化的中心之中和上海人对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坚持之中，即使是在最禁欲的年代都不能泯灭。
        由于上海地铁施工，红砖尖顶楼房前面的花园彻底消失。
    六十年代时，童年时代的我在路过这里的时候，曾经看到花园里种满了红色的玫瑰，我认识玫瑰花，就是从这个如今消失在地铁站口的花园开始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至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之前，这里一度人去楼空，后来由人民政府征用、出租给中国人的华亭路上，出现了一排由洋铁皮搭建起来的旧货店。
    旧货店里光线昏暗，堆放着许多旧式的家具和西洋的餐具以及什物。
    高高的柜顶上放着白底蓝花纹的法式餐具和大水罐，是那种老式的放在卧室里的水罐，裂了长长的发黄的一条纹。
    角落里还有旧钢琴，乘人不在时，小孩偷偷打开琴盖，发黄的白键是用象牙做的，散发着一种往昔沉默不语但经久不散的气味。
    当时住在华亭路附近的孩子都喜欢去旧货店玩，特别是那些少有玩伴各自为政的小孩，这旧货摊是他们的博物馆和幻想地。
    我在当时也属于这样的孩子。
    那里的许多东西，是作为租界的上海向作为新中国一部分的上海的过渡中戛然而止的生活方式，被请进洋铁皮的旧货摊的，包括那些沉重的、有着铸花的长柄刀叉。
    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
    ，像一根巨大的手指，又将洋铁皮的旧货摊轻轻抹去。
        同样在华亭路上流连度过童年的王姓小姐，回忆她有限的童年记忆时，最深刻的也是华亭路旧货摊，她常在旧物中猜想着这里发生的事和用过这些东西又消失了的人们，那种童年经验是特别的。
        住在华亭路东北侧不远的王先生，在当时还是一个喜欢拍照片的男孩子，完全不曾料想到二十年后，他会以一个摄影家的身份，去拍摄出版一本介绍租界建筑的著作。
    在街道上，孩提时代的王先生遇到一位整洁的老先生，攀谈之后，老先生请他到自己家里吃了一餐饭。
    王先生至今还十分感慨那餐饭。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只有一块红烩肉，猪肉还是牛肉他不能分辨，但在盘子的两侧，老先生很认真地放上一副老式刀叉。
    贫寒却正式的西式午餐对王先生日后有怎样的影响，使他骑车走遍上海大街小巷，去寻找和探索租界建筑的面貌？
    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执著的情感”
    。
    王先生开始拍摄的是拨开满竹竿衣物和满阳台旧物的租界建筑了。
    虽然里面包容着五户六户人家，宽大的走廊由于堆满什物以至于行走艰难，但外表它们不能破坏的遥远华丽的欧洲风情，成为王先生心中的风景。
        一九六六年失去了洋铁皮旧货摊的华亭路当真是荒芜了，一人夜四周不见什么人影，禁欲的时代里只有无处可去的情人到这里来偷偷亲热。
    有着卵石外墙的三层楼房，底楼的窗台紧贴地面，在七十年代时看上去，宛如洞穴的出口。
    只是我们无法考证这是建筑上的一种风情，还是由于上海地质疏松，老房子逐渐下沉的缘故。
    在那不寻常的矮窗里面，行人常常能够听到用一把小提琴或者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海顿或者贝多芬的比较简单的乐段。
    那种乐声迟疑蹒跚地在华亭路的黄昏时分踱步。
        住在华亭路东南侧不远的徐先生在他家的大花园里掉了些地砖的坎坷平台上晒太阳。
    据说他家的那个养着一只小兔子和一条叫米奇的狗的花园如今已是上海留存下来的最大的私家花园了，只是由于徐先生无力修缮花园和楼房，各处都凋败了。
        徐先生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小楼，走上一级一级的木楼梯，能感觉到那木头已经被岁月吸干了所有的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