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那青白的菊花，在温水里柔若无骨地飘荡着。布幔后面的录音机轻轻地唱着店里的小姐们爱听的歌，唱着：你说你有多少个好妹妹，为什么每个妹妹脸上都挂着眼泪。
        年轻的美容小姐浸着青瓜清洗剂的手指，轻而有力地在你的脸上按摩着，好像世上只有它们是那么仔细地爱护和关心着你的脸，它们安慰着你关于皱纹的恐怖。
    在它们的下面，一脸商场上的算计与阴险，情场上的欢偷与悲伤，菜场上的计较与凶悍，店堂上的欲望与被诱惑，整个在经济时代的兴奋与疲惫，全部在按摩的膏液里褪下去，褪下去了。
    这时候，你才是真正被小心地娇宠着的人。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老的妇人，一张风吹雨淋过后的厚厚的黄脸，她来纹眉。
    小姐的纹眉笔在她脸上吱吱地响，像是刀片刮到了墙壁上。
    想必她的脸皮已经很老很柔韧了吧。
    血从画黑了的眉毛那里渗出来，让人看了心惊。
    那妇人一声不吭地仰脸睡着，大热的天，穿着尼龙的白色超短裙。
    两侧背皮包的地方，被磨起了小小的球。
    放在地上的皮鞋也是白色的，只是鞋面和鞋跟都脏了，那鞋子被她穿走了形像一对橄榄球。
    这是个苦了半辈子、好容易得进美容店的女人吧，要是没有在将老未老的时候，她赶上了经济起飞，也许她就在她那平凡困顿的生活里，老了。
    她看样子不想就这么地老了。
    这年代里，这样的女人是真正不后悔地，坚定不移地，迫不及待地要把两道青蓝色的东西纹到脸上去。
        还有一次，听到一个来治夏天腋臭的女孩子，被电烫得哀哀地哭，但从不叫停，这个时代的年轻女孩子，把自己的脸和身体，像男人经营万贯家产一样地经营，不允许有一点点差池。
    上一代女人，想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一辈子的，现在的女孩子，被她们苦苦奋斗的蓬头垢面吓死了，富有的生活遥不可及，她们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美丽容颜的重要。
        还有人来隆胸，我看到过一次。
    两个通明的泵吸在胸前，像两团在洗衣机甩干的毛巾。
        上了面膜的女人们，脸上厚厚地糊着白色石膏，里面透出海藻青黄色的底子，像西班牙满街卖的舞会面具。
        女人们在这个时代真的不甘一天天地老去，一天天的不美。
    女人的身体像一个新产品一样被制造着。
        小店里只有一把理发椅子，脸上洗完了以后，就坐上去整理头发。
    坐在吹风机的热风和它的轰鸣里，头是昏昏的，人是舒舒服服地望着墙上的画，椅前的画，画的是一间夜里的房间，亮着一盏并不明亮的黄色的灯，一些穿蓝色大翻领短上衣的人在房间里相拥起舞，灯上还罩着报纸。
        它让我想起了上海的七十年代，那禁锢的、真挚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时光。
    这理想主义，指的是上海式的，缅怀着富裕日子的情调，现在的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梦里都想着怎样发财，那种禁锢中的浪漫当然也是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它们才可以出现在画上。
    每次我去，都特地看一看它。
    后来，挂着它的地方换了别的画，说是那幅画被人买去了，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上海人。
        想必也是那个时代跳家庭舞会的人吧。
    一个时代过去了，方才显示出它的气息，像吃光了鱼肉以后，才显出它的白色骨头。
    吹风机在头上嗡嗡地暖和地响着，不知十年以后，会不会有人画一个在柔和灯光下躺在美容椅上的上海女人，她脸上就是涂满了青瓜乳液，也不能盖住里面的向往和心计。
    回家过年   我在街上走，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一看，是个黑红脸膛的乡下人。
    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撞了我，他只是一往无前地往前走，肩上背着一个真正的扁担，扁担上顺着一领真正的草席。
    挑着的，一头是红花面子的棉被，真正大红的花，大绿的叶，热闹而肮脏地在扁担挑子的一头晃。
    一头是个七鼓八翘的蛇皮袋。
    他一往无前地扑到联谊大厦对面的马路上，顺着他看过去，披着金黄授带、穿着像傅仪登满洲国基时候的衣服的保安先生旁边，七个包、八个蛇皮袋的，集中了一群乡下人。
        他们的头发灰灰的，像秋草一样扎在那里。
    那头发上，应该是给某一个新的自选商场，或者是给夜总会做装修时落下来的尘土，他做工，没有那种黄灿灿的安全帽。
    想起来，这些年，上海经济起飞，到处拆房子，到处建房子，最苦的活，热天在太阳里，冷天在大风大雨里，都是他们干下来的，而这样苦的事情，本地青年是没有人要做的。
        站在他们旁边、面黄下巴尖的保安先生，带着一脸被侵犯了空间又被衬托出了城里人白净安逸的，非常上海人式样的戒备与不屑，在他们的身边踱来踱去，像一只非常高傲的、淋湿了的黄毛瘦公鸡。
        乡下人在那楼下集合了，往火车站去。
    原来是要过年了呢，他们拿了从这里挣回去的钱，回家过年去，回家做人去。
        我站住了脚，看着，想起来，从前坐公共汽车，一挤了，就听到有人在骂，都是外地人多了，挤得本地人倒上不去街，真正叫，烧香赶出了和尚。
        从前我家一连丢了两架自行车，告诉谁，谁都说是乡下人偷的，他们偷到了，在城里骑骑多方便，临回家了，就去卖掉，连警察都知道，在全市的自行车大检查时，梧桐树下站着火眼金睛的警察，一看有乡下人骑没有车锁的车，或者是衣服不光鲜的人骑了捷安特，马上拦下来，里面十个有八个，是拿不出执照的，这样的车，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运到一个地方，让丢了车的上海人去领。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千里迢迢，从日本打过来的，是到日本打工挣钱去的朋友，小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玩的。
    她是我们里面最好吃懒做的人，每天晚上八点就上床去，吃瓜子，看电视，在被窝里把热水袋踢得哗哗地响。
    前两年，她居然咬紧了大牙，去了日本，她说要在这两年里挣足了养老的钱，回上海来一辈子不用上班。
        电话里，她说要回家来，新年就要到了，回上海来做一个月人。
        又一天，接到一封信，万里迢迢地从美国来，也是个朋友，也说今年要回家来过年，过年时海关忙，她会偷带一个美国蛋糕给我，让我年关那天跟着她家里的人一起去接飞机。
        日本的朋友，在酒馆里打工，美国的朋友，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那样的工好找，因为当地人不爱做。
        再一天，在家里拆贺年卡，早早寄卡来的，倒都是平时一个城里住着，却一年也见不得一面的朋友，那卡从信封里一探头，猛然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么样人，是个朋友。
    她在卡边上匆匆地写了几句，那字，是洋买办常用的因为不耐烦写中国字而狂草的字，说：“老板回家Ｘ’mas，有空到你这里chat。”
    她本来好好坐在机关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后来说要赶上潮流，跳槽去做洋老板的助理，后来又做Sales。
    在商城上班，天天把鞋跟在大堂里敲得落珠般的响，是上海新一代的白领呢，现在叫麦琪王。
    她的老板是哪一国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洋人回家了，朋友可以做一个星期的中国人。
        在街上看到一队泥浆滚滚的木头独轮车队昂昂然，在大片红色的出租车队列里过马路，木头轮子吱吱呀呀的声音，奇奇怪怪地在都市急功近利的声音里响。
    被迫停下来的车子里，人们禁不住乐。
    而推独轮车的人不笑，他们满脸释然地，推着红花的棉被和商厦大甩卖时买来的短大衣啦，羊毛衫啦，和夏季的裙裤，那是给家里的人带的新年礼物。
        年关的时候，果然到机场去接了从西雅图飞过来的那一班机。
    候机大厅里满地上都是外面踩进来的泥脚印子。
    出闸的人推着大堆的箱子，伸长了脖子乱找，外面的人都在拼命招手，摇花了里面人的眼。
    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和我的美国蛋糕，被她公然套在一个饼店的袋袋里。
    她随身带了五口大箱子，里面全是这些年在美国圣诞大减价时买来的美国衣服，回来送亲友。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大家都是这样。
    姜先生家的感恩节大餐    今年感恩节的早上，在昨天黄昏的一阵雪以后，变得很冷。
    冰似的阳光，在蓝天上像刀一样直切下来，冰凉的大风吹得头上的帽子在地上滚。
        姜先生家的窗子前，是一些大树，落了枝的大树，在雪后的大太阳里摇啊摇，开足了暖气的屋子里，满地都是碎碎的阳光。
    他的家住在一栋殖民式的楼里，走廊里，都是油炸的香气，像是鸡皮上的油在吱吱地响。
    还有印度人家的煮咖哩气味，犹太人家煮化的糖的气味，到底是一个大节日，家家都做东西吃。
    楼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汽车，那是大家都回自己老家来团圆。
    就像中国人在老家过春节，除夕夜，从厨房的窗子里望出去，院子里也是停满了自行车。
        姜先生在客厅里看电视。
    看的是从小弟那里借来的芭蕾舞《白毛女》，多少年前录的老带子了，小弟夏天回大陆时从上海舞蹈学校的资料库里借来的，带到了美国，在这里的朋友都来借。
    轮到姜先生，已是遍地火鸡广告的时候了。
    姜先生的生意，在这时是最忙的，只在每天的睡前看一小段。
    从高保真的机器里放出来。
    那是地主和贫农的故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世，那音乐，没有可爱可言，只是它们仍旧声声入耳，像闭着眼睛就能上老家那堆满了杂物的暗楼梯一样。
    跟着那些画面出现的，是老家的又小又暗的老式的电影院，在上海的长满了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