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这时，大家已经在一起唱了一年的歌了。将一支《平安夜》、一支《天使报佳音》唱得感动了伴奏的老师。
        那天白天，大家还是都去上了班。
        一个丈夫，是自由职业者。
    他怕那天红玫瑰会脱销，特地一早就去花店定了红玫瑰，还让人把花枝上的刺全拨了去。
    本来想为每一朵玫瑰买一个小玻璃纸的套子，可没有买到。
    傍晚时，他笨拙地抱着一大把玫瑰到酒店外面，合唱队的人发出欢呼，连他的妻子都没有想到他是真的去买了花来分给大家。
        许多人是第一次在圣诞节得到一朵红玫瑰，包括他的妻子，也是。
    有人举着没有了刺的玫瑰说：“我对他明示暗示，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可是他就是不送我一朵玫瑰。他说什么事，要是强求就没有味道。现在我总算是有了一朵花。”
    是不期而遇的，表示了爱惜之意的花。
        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朵红玫瑰，换上白色长裙，走上去。
    白色的演出裙是借来的，仔细看，袖子破了，裙摆也是脏的。
        在酒店的大餐厅里等过人，吃过饭，采访过，只是唱歌给别人听，是第一次。
        上海的圣诞节，吃圣诞大餐是市民最重要的内容。
        歌声响起来，喧闹的大厅曾经静过一静，然后又自顾自说起来，吃起来。
        幸好没有人真的为了钱去那里唱歌，只是想把自己唱得好听的歌与人分享。
        幸好手里已经有一朵玫瑰在握，那高大的人已经对她们说过，要是她们在路上唱歌的话，就是最闹的路边，也会有人停下来静听这一无所求的歌声。
        幸好本来就一无所求。
        《你送我一枝玫瑰花》：    又有了第二次演出的机会，仿佛是要让大家得到尊重。
    是在上海音乐厅，与在萨尔茨堡唱歌剧的女演员同台演出，非常古典。
        大家请到了服装设计师来为合唱沙龙的人做演出服装。
    一套白色的长裙，一套黑色的长裙。
    白色的有膨出来的肥大裙摆，像郝思佳，黑色的在左面开了长长的口子，露出整整一条左腿。
        从没想到自己会做这样的衣服穿。
    也从没想到自己会为了上台唱歌而做衣服。
    那是真正的演出服装，就是去参加最正式的晚会也不能穿那样戏剧化的衣服。
    只是自己的孩子太起劲了，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到婚纱摄影沙龙里去的女人才能穿这样的衣服，他们心里多少有一点遗憾自己没看到妈妈结婚时候的样子，他们以为这下子得到了弥补。
        白色的裙子里有纱做的衬裙，试衣服时，大都觉得自己的上身太肥大，于是不少人都对在嘴角含着些大头针的裁缝说：“可以紧一点。”
        试完衣服对别人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郝思佳要在穿裙子的时候说‘紧一点，再紧一点’了。从前我们觉得是表现她性格里的虚荣，其实是因为裙子的关系，下摆太大了，总让人觉得自己像大象一样胖，能紧的，也只有上身那一点点地方。”
        上台以前，大家化了浓妆，穿了紧紧裹在身上的白色长裙，在灯光暗淡的女化妆室里走来走去，楼梯对面的小化妆室里传来花腔女高音练声的声音，外面的楼道里有雕花的天花板，让人想到佛罗伦萨的宫殿，大镜子里有着年久以后的水渍，从那里面看到白裙子沙沙响着走来的人，轻易认不出来就是自己。
    有人带来了照相机，为自己和别人留了影。
    闪光灯照花了眼睛，再看四周，恍如做梦那样的昏暗。
        老师穿了蓝色的西装，很好看，召集大家再开开嗓子。
    这次选的歌是大家都不那么喜欢的一支爱情歌曲，歌里的女子太一往无前，实在只是一个小姑娘而已。
    可现在唱起来，好像不那么肉麻了，渐渐的，心里的活泼与自得化了冻一样恣肆开来。
    “我要嫁上一个比你还强的，就会刺痛你的心。”
    歌里是这么唱的，可怎么可以这样。
        《甜蜜蜜》：    大家决定要唱自己真正喜欢唱的歌。
    大家想要把自己喜欢的歌唱给别人听，那个别人，最好是懂得听的、想要听的人。
        在上课以前说起这事，大家都眼睛亮亮的。
        幼儿园时代的《梦见毛主席》、小学时代的《生产队忆苦歌》、中学时代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学时代的《甜蜜蜜》、以后的《茉莉花》、《昨天再来》还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以及《狮子王》。
    一支一支说着唱着，大家都发现原来那些歌，从来没有真正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过，它们只是睡着了，现在，它们一个个从自己没有发现的地方站了起来，带着一些个人的历史烟尘滚滚而来。
        要有一些解说词说出上海女子放进了履历表里的歌曲和它的时代，那都是大时代，一个接一个地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可是它们也造就了平凡女子的生活。
        要有一盏小小的台灯，一张小小的桌子，一个人说点什么，一些人唱着。
    虽然是平凡女子的生活，可这也是一份生活，里面也有一些话想要说出来。
        还要用一个幻灯机，把大家贡献出来的小时候的底片打出幻灯来。
        那样做，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
    上海的狐步舞上海舞厅的基本情况（摘自上海档案馆资料）：    甲·租界时代：跳舞原为西洋人风俗，他们认为跳舞是一种正当高尚的娱乐，除了须领执照外，无其他限制，亦无任何捐税。
        乙·敌伪时代：这个时期的舞厅，特别繁荣，其原因由于上海人口畸形增加，伪政府的腐败，投机的盛行，一般市民在生活上糜烂，莫不以舞厅作为交际场所，此乃舞厅行业的黄金时代而失去了真正高尚的意义。
        丙·国民党反动派时期：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市民满以为敌伪打倒，祖国重光，从此可以过太平幸福日子，而舞厅商人也以为可能重复过去的自由经营，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情形更坏，制服军人、地痞流氓，在舞厅打架，吃白茶，勒索敲诈，日有数起。
    闹得商人实在无法安心营业，苛捐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反动派军事失利，前线紧张的时候再加上禁舞未成，冠以“寓梦于征”
    名义，在各种捐税以外又加征百分之一的兵役捐，使舞厅遭遇到空前的磨折。
        丁·解放以来，由于舞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不健康性的、脱离社会客观发展现实的行业，因此受到限制，而且经过了各项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群众的思想认识的提高，生活上的俭朴，加上大家都正在以百倍劳动热情进行社会大规模的建设，于是舞厅里的消费力量大为减低，差不多家家都是亏损。
    在今天舞厅商人的思想中，也希望早日能结束这个行业，所主要而无法解决于行业的不景气，颇多拆账。
        一九五三年，具有规模而备有一定条件者，有的业已转业，或将转业，如目前的“仙乐”
    ，意要在毋须巨款投资装修基础下，转业为书场。
    但市文化局，因须全面性地掌握各种文娱事业，对其申请尚考虑中，并未批准。
    而一般中小舞厅，颇多的，负债超过资产，转业，条件不够，歇业，职工问题无法解决，而自认为只有“饮鸩止渴”
    硬挺下去，一直拖到不能再拖时候为止，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倚赖思想，被动地等待着政府的取缔。
    而在舞厅资方的思想中，舞厅业没有前途，决不是新奇的事儿，他们都认识到，已很久了，从谈话中，经常听到，他们正为这个负担而积虑，把舞厅看成一个无法摆脱掉的历史包袱。
        上海舞厅从业人数亦年年减少，一九五○年有一千五百三十一人，一九五一年一千三百零九人，而一九五二年至九百八十二人，至一九五三年时仅存五百五十人。
        有一次去朋友开的一家小画廊，那一年，艺术市场上正好在时髦乡土热，画廊里挂着的画，大都是乡俗的题材，也有一些没落的年轻女子，穿着绸缎的大襟衣服，在画上把着一张纸团扇。
        这时，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小小的油画，简简单单地画着一盏用报纸遮了光的灯，电灯的光亮把那张报纸都烤黄了，灯下，是一对相拥起舞的人，男子把灯下模糊的脸靠在女子的头发上，女子有一个穿着肥大上衣的背影，她梳着笔直的短发。
    灯下的一切，昏黄，简单，而且模糊，从画里都能看到当时的电力不足，电灯光是发了红的。
    画的视角很小，好像是从老式房门上的钥匙孔里看到的情形。
        画的是七十年代末期上海的生活吧。
        冬天无风的夜里，马路上又黑又冷，九点以后就看不到什么行人了，很潮湿，有雾，路灯远看上去一团一团的，像梵高画上的星星。
    天那么阴冷，室内没有暖气，所以家家都紧紧关着门窗。
    上海的住房那么紧张，所以常常一家人都挤在一间屋里，玻璃窗上流着一条条水蒸气。
    是那时的上海。
        暗夜里走在街道上，看到从前半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洋房，那曲卷而上的西班牙石柱，那英国式的长长扁扁的烟囱，那门楣上巴洛克式的浮雕，夜色掩去了它们失修的老旧与局促，显现出它们那异国的美，和被小心抹杀去的历史的神秘，是那时的上海。
        有人急急从路上走过，敲门，笃笃笃，声音在长长的弄堂里传出好远。
        门开了，楼梯很黑，有黄芽菜炖小排骨汤的气味，那是冬天晚上常常吃的家常菜。
        走进房间去，里面拉严了窗帘，遮暗了灯，贴着墙放了一些椅子，椅子上坐着人，椅子背上搭着外衣，女孩子们穿了毛衣的样子，因为在外面看不到女孩子那样紧勒的线条，所以她们此刻看上去有骇俗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