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他的腿非常细长，膝盖又小又硬地鼓起来。坐在琴前面，比原来的指导不知道要合适多少倍。
    那使我们刹那之间就有了一种非同凡响的很专业的感觉，大家都伸直了脖子往高处唱，因为那时在孩子的概念里，谁唱歌能吊得高，就是谁唱得好，指导长长的手指做着一个Ｏ型，一边说“开口要圆，不要让声音扁掉。开口要圆。”
        他的眼睛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久久地盯着我们，神情振奋，那是我们都看出来的事实，这使我们觉得自己还真不错。
    那一天临结束的时候，他宣布要比较系统地训练我们，给我们一些无词歌做练习：“这样你们的声音才能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有声部。”
    他说。
        那天活动结束后，指导慢慢地收拾东西，让我们先回家。
    少年宫别的小组都已经结束了，一扇扇门都关得严严的，走廊变得又长又安静，走在里面，有种柔和但不真实的感觉。
    楼梯拐角的宽木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色植物，红砖的花盆和白色的圆窗，使我怀想一些过去了的美好事物。
    那些事物大都生存在想象中，像养在金鱼缸里的美丽的热带鱼。
        这时候，我听到了有钢琴声从楼梯上沥沥流下来。
    一开始迟迟疑疑的，间断的，重复的，但后来就自如起来，畅快起来，短短如歌的曲调，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仿佛还有人跟着它唱歌，但细听，又没有了，好像是黄昏时分的幻觉。
        我返回去，顺着楼梯走上去，从三楼通上我们合唱队的平台，那截楼梯由于通向平台显得有些荒凉，——没有木扶手，没有楼道窗，天花板也是斜斜的，那样的楼梯是我熟悉的，那个中午，我也是怀着一种猜测，一级一级走上通往顶楼平台的楼梯的。
    黝暗的楼梯上，钢琴声隆隆而来，的确有人跟着琴在唱歌，他唱：“乘着那歌声的翅膀，亲爱的，跟随我前往。”
        大教室的门开着，是指导在那里弹琴，在那里唱歌，唱着一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歌。
    他唱得不经意而且含糊，混合在琴声里如水流下，那真是奇怪的声音，许多年来，有时在红尘滚滚里回首往事，我想起指导那个黄昏的琴声，那歌声沉浮在琴声里，就像一双眼睛中的眼神。
    他瘦长的身体在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音乐声里摇晃着，摇晃着，摇晃得像一棵水草在波浪里面。
    他唱：“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夜莺在放声歌唱，玉莲花在那里等待，等她的小妹妹。”
    他的手指有时按出与歌声不合拍的声音来，这时，他的歌声就顿一顿，然后他重新哼唱一遍，手指又跟着弹第二遍。
        在旧货店的旧唱机旁边，我的指导还在跟着音乐轻轻地晃动着身体，所有的岁月好像都像大水一样在我和他之间汩汩有声地退了下去，我的合唱队指导，二十年前的老师，还在同样的音乐里用同样的姿势摇晃着身体。
        他看到我。
    我刚想张嘴，他又飞快地转开了眼睛。
        这就是老师！
    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和王莲终于和老师混得熟了，得到了邀请，到他家去做客。
    在老师的写字桌上，我看到了一个用硬纸做的钢琴键盘，黑键白键，像真的一般大小，甚至还做了一块琴牌，上面用钢笔小心地描着一行外国字。
    那天我才知道，他爸妈在抄家之前，把指导的琴卖掉了。
    从此指导就在这个纸做的钢琴上练习手指。
    他的琴声就是他嘴里的歌声。
    当我和王莲惊奇地看那架自制的硬纸壳钢琴的时候，指导在我们身后一声不吭，他的阴沉而且恼怒的脸色，使那时的我心怀歉意。
        一样的神情。
        我走上去招呼他，他装作才认出我的样子，说：“这些年你成作家了，我看过你写的一些东西，发表在晚报上的。”
        我点点头。
        他又说：“你有王莲的消息吗？她到美国学声乐去了，一家人后来都去了，寄过圣诞卡来给我。”
        我摇摇头，王莲自从我们离开少年宫上中学，就不再有联系了，当时却是知心的朋友。
    我看看老师的四周，他的身后有一个打开的旧纸盒，做得很精致的纸盒，里面的白纸都发黄了，白纸上搁着四把餐刀，刀柄上雕铸着复杂的花纹，寄售价是六百元。
    老师随着我的眼光看了看说：“这副刀卖得真便宜呢，你看看它的做工，是正宗的西洋产品，我看现在连他们也未必能做得出来。”
        我听得笑了起来：“老师还是老样子。”
        老师也微微笑了起来：“我很骄傲做，”
    他的鼻翼虽然由于年龄的关系变得丰厚了一点，可仍旧是敏感而骄傲的。
        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傍晚，一辆大客车把合唱队的同学和乐队的同学送到黄浦江旁边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大客车中央的过道里堆放着乐队同学的大提琴、小提琴和手风琴。
    乐器的盒子，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
    乐队的同学都有点骄傲和娇气，仿佛是在显示我们虽然前途迷茫，但却气质高贵，看上去有点与我们指导相似的落难的味道。
    他们悄悄打量着我们指导，他们也听说他叫“安德烈”
    ，这使合唱队的女孩有点骄傲。
        海员俱乐部有着老式建筑的那种厚重、华丽，高大、褐色的木护壁板的大堂里，放着小小的褐色圆桌，圆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子中央，一个酒杯里点着一根蜡烛，在七十年代的时候，那烛光奢侈地摇曳着。
    我们将在这里和外国海员联欢并演唱。
    “文化大革命”
    之前，我爸爸曾经带我来过这里，但我只记得和爸走丢了，打开一扇门，房间里是空的，打开一扇门，房间里又是空的，高大厚重的橡木门和几乎没有家具的高大房间，让我感到噩梦似的恐怖。
        我说：“从前我和我爸爸来过这里。”
        王莲点点头。
    从前她爸是个舞蹈演员，可“文化大革命”
    中没有舞蹈可跳，他就不能控制地大胖特胖起来，以至于最后完全像个大水桶。
    她是听她那失意的爸爸讲着“从前”
    长大的，所以一听到说从前，就乖乖地、稔熟地点头。
    而她自己却非常乐观与单纯，而且快嘴快舌，我四下看看说：“如果在外面看到了这种地方，还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
        她点点头，四下看了看：“资本主义还真不错。”
    她有一双很干净的眼睛，只要你引导她，她就会大声说出你想说出来的感觉，而且比你在心里感觉的还要准确和坦白。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旁边坐着指导，指导把双手交叉着放在桌布上，正浅浅笑着看我们，显然他听到我们刚才说的话。
    我俩吓了一大跳。
    当时所有的人说所有的不满，都是说在早上挤得转不动脖子的公共汽车上听说的。
    而我们却赖不成。
    那时我们心里有点着慌，我们知道应该说谎，但只是常常要忘记这一点。
    撒谎使我们感到难堪，所以到后来不得不撒谎的时候，我就紧闭上嘴，光看不说话。
    我们看着指导张目结舌。
        指导竖起食指摇了摇，又像是警告，又像是赞赏，又像是安慰我们不要害怕。
        指导身后的天花板角落里，有一个白色的裸体的小天使，欧洲小孩子的脸看上去真是精美，真是甜蜜。
    指导端正地坐在褐色圆桌旁，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如鱼得水地用指头慢慢在桌面上转动着泡着茶袋的茶杯。
    青黄的颜色缓缓地从茶袋里流泻出来。
    然后，他把茶袋拿出来放在茶杯下的小盘子里，他啜一口茶，深深地向后仰去，埋进宽大的沙发椅的椅圈里面。
        多年以来，指导的那张脸上被跳跃的烛光映照的那种表情一直被我记在心里，我童年时代许多被触动但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的人与事一起封存在我的回忆中，跟着我一路长大。
    一九八三年我从学校毕业到杂志社工作，那时编辑部每个月都买电影票、戏票或者音乐会票让编辑去进修。
    那时候编辑部的老老小小就在编辑部集合了一块去，说起来也很奇怪，我的编辑部也在一栋殖民地时期造起来的小楼里，那小楼也是做成一条客轮的样子，也有一些旧了的白色圆窗。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极胖的老编辑，新式电影院里灵巧的椅子总使他起坐困难，有一次，全场静听印度吉他大师弹吉他时，他坐着的椅子突然断裂，随着一声巨响，他像阳光下的雪人一样缓缓深陷到扶手之间，半天都挣脱不出来。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一家从前的兰心的老剧院看戏，那老式的椅子结实宽大，他坐下去的时候，脸上出现一种终得其所的松弛。
    在烛光照亮的旧欧式大厅里面，指导脸上的样子在那天得到了最好的解释：终得其所。
        合唱队的演出其实只是极短的三分钟，然后大家又坐回到自己的桌边，小提琴小组的曲子，叫《云雀》，在形容云雀一飞冲天的时候，我们的小提琴总出不齐弓，声音乱糟糟的又尖又扁，此起彼伏。
    每当听到他们这样，他们的秃头发的指导都会“噗”
    地吐出一口气，把头歪到一边不看他们，那是合唱队的同学唯一可以大肆笑话他们的地方。
        我和王莲决定出去看看。
        临江的院子里，充满了夜间潮湿的水腥气，大房子灯光明亮，窗上遮着白色的窗纱，打开的大门里，能看到一些旧旧的淡棕色墙纸，还有一盏很大的复杂的老式吊灯，那繁花似锦地垂悬着无数发黄的玻璃片，被灯光打得陈旧而晶莹，从那里传来断续的音乐。
    那情景，在七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不寻常的。
        仿佛那是第一次我感到了，当夜晚到来后在昏黄的街灯和春天晚上的薄雾里面，上海的那些殖民地时期外国人留下来的，在阳光下曾经又旧又乱的房子，就像死灰复燃的木柴一样变得生动而明亮。
    好像所有现实的生活都只是一件衣服，被它在夜晚脱下来，呈现出遥远异地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