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传

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早就对以前的一些新闻报道非常生气，因为他们 认为那些报道损害了美国的谈判地位。例如 4 月 1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 
美国正在积极地考虑单方面从越南撤退。现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大怒了。他们 想知道“尼克松政府某人士”究竟是谁。他们两人都感到，政府里面有一些 
官僚在同他们捣蛋。他们两人都决心找出向新闻界“泄密”的人。
于是，尼克松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下令对所有有泄密嫌疑的 官员进行电话窃听。随后，这个计划加以扩大，甚至把新闻记者也包括进去 
了。结果，联邦调查局一共窃听了十 17 人的电话，其中 7 人是基辛格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3 人是白宫的工作人员。但是，电话窃听从未收到 
任何效果。正如尼克松后来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所说的，“真笨，简直是一 些饭桶。”
然而，有一次电话窃听水门在历史上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尼克松私 下亲自通过白宫的助手而不是通过联邦调查局下令执行的。窃听对象是有影 
响的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历史学家把这次电话窃听归咎于约翰·埃 利希曼，但是，这从头到尾都是尼克松自己的计划。克拉夫特以前是支持尼 
克松的，现在却在他的专栏中就战争问题和基辛格的和平谈判问题开始反对 了。联邦调查局声称克拉夫特的电话“无法窃听”。为此，尼克松找了埃利 
希曼，而埃利希曼后来又找了他手下一个叫约翰·考尔菲尔德的侦探。
考尔菲尔德雇用了一个过去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的人，名叫约翰·拉根； 还雇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已无可考了。据说，这两个人用了一个 
梯子，把它放在克拉夫特在乔治城的住宅的墙上，然后爬上去，就这样给克 拉夫特的电话安上了一个窃听器。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除了听到一个女佣 
人打电话之外啥也没有听到，而她说的又不是英语。看来克拉夫特一家人已 去欧洲。尼克松并不气馁，他要联邦调查局去试试看可否在巴黎对克拉夫特 
进行窃听，他正在那里报道和平谈判的新闻。通过法国有关当局，终于在他 所住旅馆房间里安装了一个窃听话筒。
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泄密的人一个也未发现。可是，却无意地、不知不 觉地为“水门事件”开了先例：派秘密雇用的白宫人员去搞电话窃听。
1970 年 5 月肯特州立大学事件标志着尼克松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他走下
坡路并滑向“水门事件”的开始。当时白宫班子中任何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大家都过分地忙于设法把全国对入侵柬埔寨的忿怒平息下来。但是到后 
来，尼克松已不再指望诸如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情报和调查机构来帮助他从事 斗争，以平息全国的忿怒并满意地结束战争了。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已失 
败了，它没有发现泄漏军事秘密的人，它没有发现共产党人对反战组织的支 持，而他对存在这种支持是确信无疑的。总之，它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 
而且胡佛还切断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
自然，尼克松很清楚地知道，他不能依靠中央情报局。更糟糕的是，他 不仅对来自中央情报局而且对来自华盛顿其他许多情报机构的军事情报，都 
不满意。他告诉霍尔德曼说，“这些家伙把他们的时间都用来勾心斗角。” 的确，不同情报部门之间的猜忌经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华盛顿有一种很少 
人谈论的现象，那就是：在政府机构之间，而且也在特务与“坐探”之间， 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的大量敌视行动。这一点已在尼克松政府中得到了生动 
证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中的一个服务员已被发现是参谋长 联席会议派来的一个坐探。这个服务员查尔斯·雷德福曾复制绝密文件，送 
给他在五角大楼的真正上司，好让他们知道基辛格和他的外交政策专家们在 策划些什么。
1970 年春天，一个名叫汤姆·休斯顿的青年——他作为国防部情报局的 一名陆军军官去海外任职归来之后，参加了白宫的工作班子——概述了他认 
为整个情报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特别提到这些人员之间完全缺乏合作与 协调以及这种现象对下述所造成的损害：有必要搜集关于国内的骚乱和暴力 
行动可能受到外围影响和支持的足够情报。
他竭力主张立即行动起来，并建议召开一次有各情报机构的首脑参加的 会议，而总统应在这次会议上好好地训斥这些首脑，并告诉他们去制订出可 
行的计划，以便收到效果，而不是引起辩解和争论。当这个建议送到总统手 里时，他对这个建议给予了早就料到的欢迎。休斯顿所说的正是尼克松所想 的。
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于
6 月 5 日举行了会议。尼克松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于他们在协调国外和国内 情报，特别是协调关于国内示威运动的情报方面的工作，他是不满意的。
他指令他们组成一个特别工作组，制订出一个能收到效果和解决问题的 计划。他并指定汤姆·休斯顿作为白宫工作人员参加他们的工作。结果产生 
了众所周知的“休斯顿计划”，可是这个名称掩盖了以下这个事实，即提交 总统并得到他批准的这些计划并不是汤姆·休斯顿制订的，而是由所有情报 机构组成并由 
J.埃德加·胡佛任组长的特别工作组制定的。所有这些情报机 构的代表都在这个报告上签了名。胡佛以组长身份签了名，但在一个脚注里 
说明他对其中许多项建议不能同意。
当尼克松批准这个计划时，他的亲信一点也未想到，他是在制造一个让 约翰·迪安几年后使之爆炸的炸弹。迪安设法弄到了这个报告的抄本，把它 
放在保险箱里，到了恰好合适的时候，引人注目地地公布了它，使检察官得 到最深刻的印象。该报告由于建议进行许多非法活动，诸如偷拆信件、窃听 
电话和破门而入室等，因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个报告遭到了歪曲，以致使它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尼克松力图把 一个不见经传的白宫工作人员安插在指挥所有情报机构的地位，从而接管整
个情报系统，以达到他罪恶的政治目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接踵而来。当休斯顿报告关于非法活动部分被揭露
时，看到它的专栏作家都感到不寒而粟。但是，这并非政府的一项新政策。 其实，多年来这一直是官方的政策，直到林登·约翰逊于 1966 年停止了这一 政策。
然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才知道——不过，当时并不知道——联 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所进行的某些活动从未停止过，甚至 在 1966 
年时也还照干。事实上，甚至当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各情报机构的 首脑见面开会时，这些活动也仍然在进行。只不过这些情报机构的首脑一点 
都没有让总统知道而已。这些首脑中之一的胡佛确曾宣称他对整个主张感到 如此愤概，以致他曾向约翰·米切尔抱怨了一通。米切尔把他的批评意见告 
诉了尼克松，尼克松在五天之后便放弃了这个主张。
休斯顿计划尽管没有执行，但它却给情报机构带来了明显的新的威胁。 它们担心的是，白宫的“干预”会导致它们权力的丧失。
白宫究竟有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坐探”呢？1975 年 7 月 10 日，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主席卡尔·尼齐公布了督察长的一个报告，从其中可以看到，中 
央情报局承认已“派遣过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到白宫和政府各个机构的做 法”。督察长的报告揭露“总统办公室的亲信”中有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 
政府内部有中央情报局的坐探已是够糟的了，何况“总统办公室的亲信”
中竟然也有这种坐探呢？ 但究竟谁是坐探呢？除了中央情报局的决策人之外，恐怕是没有人知道
了。 休斯顿计划的未能执行，为围绕兰德公司“思想库”雇员丹尼尔·埃尔
斯伯格公布五角大楼文件演出的一幕戏剧，布置了舞台。 在五角大楼文件公布以后，尼克松的直接反应，不像在秘密轰炸柬埔寨
被泄漏以后那样感到紧张，而是默不作声。不管怎么说，这些文件涉及的重 大事件，都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执政而不是他执政期间发生的事情， 
而且这些文件也不算太重要。
但是，基辛格却告诉总统公布五角大楼文件究竟会有多么危险。“总统 先生，这表明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亨利的确知道如何才能触及尼克松的痛 
处。“一个蠢人居然可以任意公布这个国家的一切外交秘密，这件事的本身 就会损害你在苏联人心目中的形象，破坏我们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如果其 
他国家感到我们无法控制内部的泄密，那么，它们永远也不会同意和我们进 行秘密谈判。”
尼克松对刊登文件的报纸和埃尔斯伯格本人发动了反击，并向法院提出 了对他们的刑事控告。
接着，他还发动他的“三员大将”采取行动：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 尔森。从“水门事件”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饶有兴味地看到他究竟是如何 
利用他手下几员大将每一个人的特殊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