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传

理查德·尼克松绝望地问， 什么时候？
尼克松从来都不喜欢那个唯一可以救他，使他免于起诉的人——福特。 这对他来说将永远是一种嘲弄。
尼克松认为杰拉尔德·福特不是副总统的最佳人选，甚至连第二、第三 人选都不是，如果万一需要有人来接替他的总统职务的话，他会选择罗纳 
德·里根，或者约翰·康纳利。因为里根在电视上的形象是“第一流的”， 康纳利则是既圆滑又强硬。尼克松从 1970 年起，就在设法为康纳利安排一个 
高级职务了。而福特呢，他既没有里根的形象，也没有康纳利的顽强。他反 应迟钝。在理解他周围的人的行为动机方面尤其糟糕。《华尔街日报》称他 
是“忙忙碌碌的人，是共和党的老黄牛。他言谈中常用些陈词滥调，可见他 的思想也不会有多新鲜。”这家报纸甚至不客气地说，他“连嚼口香糖和放 
屁这两件事都不能同时进行。”
福特当副总统也出于偶然。由于原来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辞职，福 特才坐上了这个国家的第二把交椅。这已足够了。当初尼克松是很不情愿这 
样决定的。他曾笑着对纳尔逊·洛克菲勒说：“你能想象杰里·福特坐在这 把椅子上吗？”他甚至不愿亲口告诉福特他就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尼克松的 
气恼持续了很久，他曾把那支在提名福特为副总统的文件上签名的钢笔给了 他的白宫法律顾问雷德·布兹哈特，并附了张条子说：“这就是那支在福特 
提名书上签字的该死的笔。”
不过，这位副总统对尼克松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他的忠诚以至于到了 让人有点可怜的地步。
“我们是 25 年的朋友了。他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是清白的。”福特走 了几十万里路，在 40 个州的 500 多次集会上反复他说着这些有利于尼克松的 
话。他不听劝告，甚至不顾这种作法将给他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利影响，一直 到最后他都在为尼克松辩护。1974 年 7 月 25 日晚上，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 
在全国电视上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第二天投票弹劾尼克松。与此同时，福特 正在印第安纳州的慕尼斯集会上大讲：“我从心底里相信美国总统是清白 
的??，正确的！”
可事与愿违，尼克松既不清白，也不正确。现在，能在法律上宽恕他的 只有福特了。
9 月 8 日，福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公告：
“同胞们，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已经肯定我这样做在理智上和道义上都 是正确的，我认为有必要马上把这个决定告诉你们。”
5 分钟后，他念到了最关键的一段。
“??现在，我，杰拉尔德·福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根据宪法第二 条第二款授予我的特赦权力，给予查里德·尼克松全面的、无条件的、绝对 
的特赦。赦免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9 年 1 月 20 日到 1974 年 8 月 9 日期间所 
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的一切有损于国家的罪行。”
为了获得特赦，尼克松十分不情愿地写了一个悔过声明。声明说：
“我被告之，福特总统将给我一个全面的特赦机会：对我在任美国总统 期间所做的一切可能引起指控的行为都给予赦免。我接受特赦是希望他这富
有同情心的举动有助于我们的国家从“水门事件”的困扰中摆脱出来。 现在，在加利福尼亚，我对“水门事件”的看法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那
时，我处于此项事件的中心，对此戒备重重。同时还得应付总统职务所要管 的那些无穷无尽的日常事务。
现在来回顾一下那些在我头脑中仍是一团乱麻的事件、决定、压力、人 事等问题，有一件事情我是看得比以前清楚了，那就是在处理“水门事件” 
上，我没能拿出快刀斩乱麻的决心。
我在“水门事件”上犯的错误给我深深热爱的国家和我最最崇拜的总统 职位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我因此而产生的遗憾和痛苦是无法诉诸笔墨的。
我知道很多公正的人们都相信我在“水门事件”上的动机和行为是有意 的自私，是违法的。我现在懂得了是我自己的错误和判断上的失误促成了这 
种看法，而且事实似乎还在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我处理“水门事件”的方法是错误的，这一点将在我的有生之年永远地 折磨着我。”
经过一段痛苦的隐居生活，尼克松又渴望与外界的接触。 不言而喻，尼克松总统在外交方面最辉煌的成就就是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即使他的下台也不能阻碍他重访中国，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了。唯一 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时间和方式来进行这次访问。
尼克松、毛泽东、周恩来三人合影的巨幅照片正悬挂在前总统的办公室 里，而且根据帕特的意见，这些照片被添上了越来越浓的东方色彩。对中国， 
尼克松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几乎从他辞去总统职务的那一天起，他就为再次 的中国之行作准备了，他阅读了中国历史，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为 
此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自 1972 年他首次访华至今，中美关系的进程十分缓 慢，这使尼克松耿耿于怀，大伤脑筋。
已经打下的“根基毕竟太浅了”他有一次对一位客人这样说。当时他俩 正站在峭壁上俯视着浩翰的太平洋。尼克松面对中国的方向眺望着，继续说 
道：“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可是，没有时间??”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 没有时间去做。”
对此最清楚的莫过于中国人了，他们对尼克松的感情一如既往；尼克松 辞职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才几天，就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这位总 
理对尼克松的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总理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 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主席亲自打来了电话。毛泽东通 
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说中国在 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
自那以后，尼克松与这两位中国领导人的联系就一直未断。有时是通信， 更多的时候是请圣克利门蒂的常客——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先生充 
当他们的私人信使。这一次黄镇又带来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因为
7 月份福特旨在签署赫尔辛基协议的芬兰之行使中国人十分恼火，他们需要 和尼克松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 尽早见到他。
此邀请可谓正中尼克松的下怀，他马上给基辛格打了电话，声言只要福 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 9 月份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基辛格的回答是令人失 
望的。他认为，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再度访华的 话，只会使新政府感到难堪。不能否认对方说得很有道理，尼克松当即同意
了再等一段时间，而且还同意了在确定新的计划前与基辛格商量，不过他又 向对方暗示说，这种等待不会太久。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心思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很快就福特访华一事说服了中国人，于是，就有了 11 月 29 日福特一行前 往北京为期一周的观光和会谈。
福特此行黯淡无光，他的东道主还在恼火着他不久前与列昂尼德·勃列 日涅夫的紧紧拥抱。而且，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度很慢，这也 
导致了中国对福特政府的不满。很明显，福特受到了冷淡，新上任的副总理 邓小平还警告他不要相信苏联人。（邓小平说：“关于缓和的花言巧语掩盖 
不了战争危险不断增长的严酷现实。”）在同美国记者进行个人谈话中，中 国官员也毫不掩饰他们对罗纳德·里根强硬路线的赞赏。至于福特本人是怎 
样评价他的中国之行呢？“没有什么消极作用，起了许多积极作用”——如 此而已。
与此同时，中国人与尼克松的接触还在保持着。他们邀请尼克松的女儿、 女婿朱莉和戴维访华。这对夫妇当然同意访华并且自 9 月初就在准备到中国 
的旅行了，尼克松也曾帮他们办理过签证等事宜。计划出发的日子是 12 月 底，当然还未最后确定。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之后，中国来了电话，询问 
朱莉夫妇是否愿意“和我们的领导人单独会见，”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没有福 特政府官员的场合下会见他们，很明显，这不是一次寻常的会见，朱莉夫妇 马上就同意了。
12 月 29 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 周恩来的亲笔信。遗憾的是，周恩来当时正因癌症住院，并且生命垂危。到 北京后 
46 小时，即 1976 年新年来临前不到 1 小时之际，朱莉和戴维被召进 了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书斋里。当他们进门时，两名助手扶起了毛泽东主席， 
毛站在那里有点颤颤巍巍。后来朱莉是这样回忆她所见到的毛泽东的：“他 的下颚下垂，——显然是中风留下的后遗症——这使他显得有点痴呆。他的 
黄皮肤有一种腊质的半透明感，几乎没有皱纹。一尘不染的灰色中山装宽松 地下坠着，硕长的手臂和宽大的手掌也了无生息地垂在身体两侧。他说话很 
慢，又有些吃力，发出了一种简单的粗糙的咕哝声。”但是毛泽东主席的头 脑依然是清楚的，他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询问了尼克松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