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在清朝统治层中，内而宗室王公、 
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章谏阻”，追究致败之由、 误国之责，把一腔怨愤几乎都倾洒在李鸿章身上，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 
万口一词”的局势。他们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 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他们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 
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 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
鉴于马关条约的流弊无穷和全国的抗议浪潮，清廷对和战问题，举棋不 定。光绪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翁同龢不赞成“毁约再战”， 
但“力陈批准宜缓”，企图借助俄、德、法迫使日本放弃台湾和辽东半岛。 许多军机大臣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不足恃”。翁同龢、李鸿藻“力斥之”， 
并在光绪面前“亦切陈之”。光绪欣赏此议，特派总署大臣往见俄、德、法 驻华公使，并电饬驻俄、法等国公使与所在国外交部密商。
4 月 25 日，光绪“命枢臣偕庆邸请见皇太后面陈和战事”，内监传懿旨：
“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①第二天，军机见时，传懿旨 说：“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②27 日，
光绪亲自向慈禧“敷陈西迁之议”，慈禧“微笑摇首”，断然拒绝：“可不 必”。“和战之局汝主之，此则我主之。”③30 日，光绪命翁、李、孙等到 
患病的奕家里会商，“令定和战之议”。孙毓汶“以所拟宣示稿就正”。 奕“以为是宣示者，俟批准后告群臣之词也，大意已偏在和字。④
李鸿章主张按期批准互换马关条约，反对“毁约再战”。清廷指示李鸿 章就割台、赔款问题电商伊藤“通融更改”，李鸿章断然拒绝，说自己作为 
马关条约的签订者，不能“改议电商”，“以一口说两样话，徒为外人訾笑。”
⑤这里既有恫吓，又有推诿，而意在迫使清廷按时批准换约。 由于李鸿章不知光绪“是否批准条约，至觉惶恐。“于是委派科士达赴 
京，“为这个条约申辩并催促批准。”科士达离津之前，在一个秘密会议上，
李鸿章向他详细解释军机处每一位的个性及其政治的环境。4 月 30 日科士达
①  《钦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38，第 18—19 页。
①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初二日。
③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四），第 126—127 页。
④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⑤  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509 页。
会见军机大臣，他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 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 
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 
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①
面对着主和派和科士达胁追的光绪，本想争取俄、德、法的援助和刘坤 一、王文韶的支持，但结果却成了泡影。俄、德、法劝告清廷批准和约；刘 
坤一、王文韶复奏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 连口头主战的腔调都改变了；而高高在上的慈禧又一再推脱卖国罪责。在这 
种情况下，光绪便于 5 月 2 日“幡然有批准之谕”②。当然，光绪是和着泪水 吞下这个苦果的。5 月 8 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 
互换批准书。同年 11 月 8 日由于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李鸿章与日本驻华 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以银 3 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7 月 29 日，李鸿章抵京。第二天“与枢臣同起召见。”光绪“先慰问受 伤愈否”，话锋一转，就诘责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 
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鸿章“亦引咎唯唯”③。 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 
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 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据时人说，甲午前，慈禧对李鸿 
章敬信。甲午后，慈禧信任奕励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人觐之后，便 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 
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 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 
境所迫，无可如何。”④
①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七），第 479、480—481 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③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七「山穷水尽疑无路] 投闲京师
“生归困谗，威脱权劫”，这是李鸿章从日本议和归来后政治遭遇的真 实写照。
李鸿章曾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 摇”。但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滚落下来，奉旨入阁办事。所谓入阁 
办事，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以全勋臣脸面。正像伦敦《特报》 所评论的那样：“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问之疾视中堂者，声势 
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①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 产，只得借住在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 
亲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层甍云构，地极幽敞，炉烟尽静，闲院飞花， 不仅环境优雅，而且近邻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李鸿章“终 
岁僦居贤良寺”，既不能预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他的门生故吏，也纷 纷叛离。他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伺机东山再起，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他很少外出访亲拜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从
“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变而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云端跌落地表，他的 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他感受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 生活习惯。每天 6、7 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 
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 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 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 
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 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 
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 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 
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 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 
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 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 1、2 小时。 
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 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 
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
当时在清朝统治层中疾视李鸿章的，主要是帝党官僚，时翁同龢“当国， 尤百计 龁之”。翁、李矛盾，不仅涉及政见之争，而且还含有私怨成分。
1862 年翁氏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 惩处，据说曾氏上疏，是由李鸿章立稿的，出语惊人，无懈可击。翁同龢怀 
恨在心，他以帝师之尊而为枢府大员，借机压制李鸿章，因而李鸿章“怨之 颇切”。翁氏虽然位尊权重，但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因当时无缺可补，他 
便产生了觊觎李鸿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凯投其所好，甘愿为翁氏火中取栗。 袁世凯是个“小人”，起初追随李鸿章往上爬，及至李鸿章失势，就立即改
①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 19 页。
换门庭，竭力攀援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达官显贵，以为进身之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