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他对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另眼相看”。9 月 24 日 
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行三巡，论及康有为事。
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 办。”
伊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 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据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
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覩成效何哉？以
②  胡思敬：《戊戍履霜录》，《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83 页。
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所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着 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育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①
这段对话表明，李鸿章对于康有为，与其说是执意要求引渡惩办，勿宁
说是寄予着希望，期待其日后完成自己“未竟之功”。慈禧诬蔑康有为是“乱 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用“煽惑人心，致干众怒”3 个字来形容康有 
为的所谓“罪状”。慈禧声称对康有为必须“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赞同 大岗关于“培植”康有为“以为振兴中国地步”的建议。在李鸿章看来，眼 
下康有为还是个“书院经生”，缺少阅历，“了无异能”；此番逃亡在外， 如能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将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会“大有作为” 
的。李鸿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对梁启超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鲜明。1900 年梁 启超在《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 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 
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 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 至再至 
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 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②
李鸿章对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敌作贬词。他对慈禧说：康、 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慈禧问：“何外人庇之， 
与予为难？”李答曰：“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敌容其驻足，然 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鸿章的左右逢源，未尝不可看作是老官 
僚的一种保存自己、掩护康梁的策略。1900 年李鸿章督粤路经上海时，曾与 其侄婿孙宝諠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 说完哈哈大笑，随即问道：你是不是“康党”？
孙：“是康党。” 李：”不畏捕否？”
孙：“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 李：“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有人劾余为康党。”李鸿
章随即对孙宝諠讲述了召对时的情景。 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 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 
听后，默然不语①。
李鸿章不仅回护了一些“新党”人士，而且还为其政敌张荫桓说情。张 荫桓不属于维新派，而是光绪的宠臣，“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权 
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张亲英，李亲俄。9 月 7 日李鸿章突然被免除总署大
①  《辛傅相与月本伊藤侯问答》，《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448 页。
①  孙宝諠：《日益斋日记》，《梁任公年谱长编》（台湾版），上册，第 100—101 页。
臣职务。据说这是英、俄争霸中国的结果。英使窦纳乐为了对抗俄、法、比 集团控制卢汉铁路，要索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承租权。英国调遣海军军舰停泊 
大沽，对清廷进行军事要挟。慈禧“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 答应窦纳乐的要求，“英人始敛兵退”。李鸿章被逐出总署，本来是出自慈 
禧的决策，但李鸿章却以为是张荫桓“从中作祟”，对他恨之入骨。慈禧发 动政变后，下令逮捕了张荫桓。李鸿章得知张氏被捕的消息后，就幸灾乐祸 
地说：“不料张樵野（侍郎号）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 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李、张矛盾是外交政策和权力 
之争，与维新运动无关。李鸿章对张荫桓的垮台，虽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但 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当然， 
这并非出于李鸿章的恻隐之心，而是由于英、日公使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
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 中的表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 
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 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所谓“稍稍和之”云云，用词贴切，符合实际。康 
有为致函李鸿章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 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 
志”①。李鸿章的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而不利于守旧，是值得称道的。帝 党和维新派把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侵略者和封建顽固势力，企图改革某些 
封建上层建筑，以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趋向改善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他们对洋务派李鸿章既因存在分歧而有所批 
评，又因在变法和某些具体政策上相似或一致而企望其“转旋逆流”。这种 两面态度，植根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土壤里，反映了帝党和维新派的 
阶级本质和维新运动的特点。
①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 430 页。
八「秋风宝剑孤臣泪』 回光返照
“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署、仕途受挫 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李鸿章茫 然若失，11 月 
13 日忽奉慈禧懿旨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 巡抚丁汝梅履勘山东黄河工程。
黄河自 1855 年铜瓦厢改道以后， 屡有溃溢，地处最下游的山东，灾害 尤甚。每当黄河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庐 
漂没”，“浮尸蔽水”，凄惨景象，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治腐 败，河工各员贪污盗窃，偷工减料，不肯认真治理。1898 年山东黄河决口， 
寿张、郓城、历城、济阳、东阿、东平、肥城、长清等县受灾甚重，村庄多 被淹没。通过流血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为了收买民心，稳定大局，装出一 
付关怀民间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态，特地下偷著军机处会同各部大臣、都察 院等妥商善策，并派重臣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情形，通筹全局，拟定切实 
办法。慈禧此举，同政敌排斥李鸿章也不无关系。吴汝纶看出了其中奥秘， 他对李鸿章幼子经迈说：“内意视河事为重大政事，有非我师莫属者，洒湛 
澹灾，在此一举。”“师相秉节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于外。”①让一位年近 八旬的老翁，在“时艰款继”的条件下，冒着“风雪天寒”，勘察“积弊已 
深”之河工，清廷虽然堂而皇之地说什么“倚重”，实则却怀有“挫辱”之 意。李鸿章有鉴于此，具疏力辞，召对时又复面陈。他强调河工“积弊已深， 
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加之“年将八十，精力颓衰”，难胜艰巨。 但是，清廷不允，李鸿章只好“秉节行河”，借以表现自己老当益壮的心力 
和超众轶群的才干。11 月 30 日，李鸿章出京赴鲁，12 月 11 日抵达济南。随 
员中有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李鸿章采纳他的建议，以黄河下游受病太 深，“决定采取西法，以测绘全河形势为先，以算学为本，研究河由何处而 
生，水由何处而减，而探寻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员赴上下游逐段测绘之外， 李鸿章还亲率卢法尔和周馥，会同任道镕，赴海口一带履勘。1899 年 3 月 21 
日李鸿章与任道铬根据实地勘查，详细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众说，联 衔上《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陈述了履勘情况和治理意见，提出 大治即根治办法 
10 条。他深知黄河大治需时较长、用费甚巨，难于落实，因 而续奏《筹议山东黄河救急治标办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购地迁民、疏通 
海口等应急治标措施，并代陈卢法尔所拟救急和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