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我说：“你爸和你妈才吵架！”小李姨就“哽儿”地笑着说：“对，对，全世界有几个爸妈不吵架！”
  但我必须承认，是这位名字叫燕子的小李姨首先开发了我的智力，让我充当了她的信使，而且得到了价值不菲的酬谢。小李姨的小桌子底下有一个小砂锅。她掀开砂锅上的盖子，取出一个茶叶蛋，为我剥光了蛋壳，等我吃了茶叶蛋，再拿出一只用纸折叠的小“燕子”，把“燕子”藏在我内衣兜里，让我把它送给流亡高中一个名叫何杰的男生。她每一次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除了何杰，不许任何人拿走或是发现这只“燕子”，又指着小砂锅说，还有一个茶叶蛋等着我回来吃它呢！我便用手掌捂着“燕子”，开始向第二个茶叶蛋发起冲刺。
  我接连得到了十多个茶叶蛋的犒劳之后，小李姨和何杰变成了公开的爱侣。我也从此失去了信使的差事，同时失去了吃茶叶蛋的幸运。使我聊以自慰的是，小李姨给了我一个在橡皮上刻出来的图章，说这是何杰给我的奖赏，蘸了印泥，向我手背上一按，手背上就显出几个油腻腻的红字，小李姨嘻嘻笑着念给我听：“信使斑斑之印”。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我把它收藏在文具盒里。姐姐写作业时需要涂抹，就恢复了橡皮本来的用途。待我夺回橡皮大印时，“信使斑斑”已面目全非。我曾为“失去自我”而哭泣。
  父亲好像与我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夕阳西下时，他时常牵着我如同牵着一只顺从的小狗，在屋后的大树林里散步。那一片树林被流亡学子们称为“流亡者的伊甸园”，绿阴深处弥漫着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这里一双那里一对的“流亡情侣”在绿阴覆盖着的青草地上做出各种如醉如痴的模样，引起了张集土著居民饶有兴味的窥视。父亲总是牵着我的手绕开他们，用迷茫的眼神望着树梢上的云彩。
  后来我计算过，父亲那一年三十三岁，母亲不过二十九岁。他们本应到树林里去，寻找属于父亲向我姥爷宣告过的“青草地”和“小星星”，还有成行的柞树，柞树下边能采到很好吃的蘑菇，甚至还有树枝上的木耳。但我想不起他们曾一起到树林里散步，只记得一个雨后的黄昏，母亲腰束围裙，手执锅铲，被油烟呛得流着眼泪，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成双成对的少男少女正在树林里发出天堂里的笑声。母亲却露出感伤的表情，在围裙上擦着手说：“唉呀，年轻真好！”
  正是那个雨后的黄昏，父亲照旧牵着我的手走进树林，在一条光滑水湿却没有泥泞缠脚的草径上小心迈步。林子深处传来一串儿车铃声。父亲就拉着我的手，急忙转移到一棵树下，让开了去路。属于何杰的自行车正向草径这边驶来。我认识这辆自行车，因为整个张集只有这一辆自行车。小李姨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如同被何杰拥在怀里，不时扭回脑袋与何杰完成一次次快速的亲吻，亲吻的声音“叭、叭”作响，如同点发的快枪。自行车却左摇右晃地失去了控制，小李姨一声尖叫，就连人带车滚翻在草径上。他俩抱在一起打滚儿，滚了一身烂泥仍大笑不止。
  父亲却不合时宜地跳出来问：“摔着了吗？”
  何杰连忙爬起来，鞠了一躬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小李姨毫不害羞地嬉笑着，“张先生，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是……”
  “我是宛儿的表妹呀！”
  “什么？”
  “宛儿姐的父亲是我舅哩，你在他府上吃酒那天，是我给你上的菜哩！”小李姨诡谲地眨了眨眼，“你知不知道，宛儿的母校迁到夏馆了，离这里很近。”
  “她……她在夏馆吗？”
  “她从家里逃婚出来，回母校当音乐教师……”
  父亲的眼睛一亮，“啊，她真的挣脱了！”
  “没有哩！”小李姨说，“半路上，她又叫婆家人截回去，跟那个稽查科长完婚了，完婚后就去了老河口。她的女婿很会挣钱，把宛儿姐带走时，扎了喜彩的大船上还捎带着桐油，床板底下支着油篓。”
  父亲默然无语。
  “张先生，你给宛儿捎信儿吗？我也可以当信使哩！”
  “莫，莫，莫！”父亲说，“不必了。”
  我后来知道，这个“莫，莫，莫”，是陆游《钗头凤》里的句子。
  我发现，父亲不再打开那本厚书，却对母亲说：“过家常日子多好啊！”母亲说：“我早就呆在家里为这四个孩子当保姆了！”父亲说：“委屈你了！”母亲说：“你能安下心来吗？”父亲说：“怎么不能？”母亲说：“那就好。”
  我们过了一段宁静而不乏快乐的日子。父亲按部就班地去学校上课，回来就忙着喂鸡，还当了鸡的医生，为受伤的鸡爪抹了红汞再贴上橡皮膏，给斗败了架的公鸡没了羽毛的脖子上敷绷酸软膏，再裹上纱布。我家的鸡就显得与众不同，使我想起打了败仗的伤兵。
  父亲最关心的是八只母鸡，用我和哥哥、姐姐、还有尚在吃奶的弟弟的名字为母鸡命名，四个名字不够八只母鸡分配，每个名字下边又分出一号和二号，比如属于我的母鸡就叫“斑斑一号”和“斑斑二号”。父亲用粉笔在山墙上写了八只母鸡的名号，哪只鸡下了一个蛋，就在哪只鸡的名号下画上一道，画五道就成了一个“正”字。父亲画了满墙的“正”字，又仰脸望着山墙查数，然后对母亲说：“‘正’字够用了。”母亲问：“你说啥？”父亲说：“我是说，孩子们的营养够用了。只是‘斑斑一号’和‘冉冉二号’表现不佳，斑斑和冉冉还要靠‘瑟瑟二号’和‘一号’提供营养。”母亲恍然大悟说：“那么，是不是杀了不在名册的大公鸡呢？”父亲说：“不，不，不可以的。你忘了吗？上次杀了一只公鸡，全体母鸡们一蹶不振，绝食三日，直到又有了这只大公鸡，才重新出现了盛唐景象呀！”母亲说：“是的，是的，世界历来是由公鸡主宰的。”
  我常常怀念那一段与母鸡和营养有关的日子。如果没有一位身穿黑色罩衫的老人从南阳来访，我们和母鸡们的日子里还会日积月累着更多的“正”字。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因为小李姨要幼稚园的孩子排演一个就要在儿童节上演的“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我无论如何也不给狼外婆开门，这就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小李姨让何杰骑车送我回家的。我一进门，就望见父亲与一位黑衣老人相对而坐，哥哥和姐姐都被挤到了一边。晚饭已经摆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大家却不动用筷子。黑衣老人的男低音正在破瓦房里轰鸣：“主啊，赐我精美饮食，赐我欢乐时光，赐我幸运聚会，仁慈遍及四方。主啊，请赐和平幸福，普照恩光！”父亲就跟他一起在胸前划着“十”字说：“阿门！”哥哥、姐姐却跟着瞎说：“亚门！”
  母亲在厨房里没有听见黑衣老人的祈祷，她把邻人从墙豁口上支援过来的一盘猪头肉端上饭桌时，不知道这是天主赐给的“精美食物”，一连声地对天主表示不敬，“哎呀，这能吃不能吃呀，卫生不卫生呀！王牧师，实在抱歉，这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实在委屈你了！”王牧师开始为天主辩护：“哪儿的话呀，你瞧，多么丰盛的晚宴！”他用筷子点着破桌上的盘盏，赞美并开始享用“精美食物”。它们多半来自母鸡的奉献，比如：煎鸡蛋、卤鸡蛋、鸡蛋羹、蛋花汤，最后端上来的是蛋炒小米饭。
  王牧师刚刚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寻找。是父亲的母校燕京大学通过教会渠道找到了这位在南阳传教的牧师，又通过这位牧师在流亡南阳的学校中找到了父亲。他带来了燕京大学聘任父亲回国文系执教的聘书和一封词意恳切的邀请信。
  王牧师离去后，父亲就望着母校的邀请信发呆，“北平沦陷了，我怎能钻到鬼子刺刀底下卖斯文呢！”母亲说：“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嘛，鬼子与美国没有宣战，刺刀插不进‘燕园’。”父亲不语。母亲又说：“我看还是要去，那里摆得下书桌，还有一个陪着你吃了不少烧饼的图书馆哩！”父亲说：“你和孩子们怎办？”母亲说：“艰苦抗战就是了！”
  正是有了母亲的支持，父亲才作出了去燕大任教的决定。那时，姥爷已经从省城逃到了郾城。父亲把我们送到了姥爷身边的郾城，接着就打扮成教会的神职人员，穿过一大片沦陷区，钻进了北平的“燕园”。临行前，王牧师又用我听不明白的语言为父亲祈祷：“主啊，在征战喧声里，你睡主怀中，护你平安，醒来定能蒙福无边，直至‘欲穿’的‘望眼’，看见荣华金岸。阿门！”
  3.蒙受羞辱的日子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是一个使我蒙受羞辱的日子。
  我怀疑这一切与上帝有关。当我家迁徙到郾城、落脚在东后街一个没有树阴的大杂院里以后，总是不能按时收到父亲的薪水。母亲说，父亲的薪水要通过基督教会，穿越一大片沦陷区，才能从北平辗转传递过来。我十分敏锐地察觉，这件事是由上帝管着的。上帝没有忘记母亲对他所赐“精美饮食”的不敬，就在传递薪水上制造障碍，让我们的饮食乃至于穿衣都离开了“精美”。母亲却又把一切困苦瞒着姥爷。因此，我刚刚踏进城关模范小学的校门，就成了唯一没有穿上草绿色童子军制服的孩子。
  偏偏又碰上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集会检阅。穿戴整齐的全校同学按班级排好了绿色方阵，我却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黑衣黑裤闯进去，在一片碧绿的芳草地上增添了一滴刺眼的墨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