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训导主任刘大个儿一眼盯住了这滴墨渍，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出了队列。我的耳朵被他最大限度地拉长了，使我想起了一只黑色的安格拉兔被拉长耳朵拖出绿色丛林的样子，就用手护着耳根大叫：
  “放开，你不能揪我的耳朵！”
  刘大个儿大为惊讶，“你的耳朵为啥揪不得？”
  “我的耳朵没有错！”
  他惊骇地打量着我，放开了我的耳朵，却向我的腿弯上踹了一脚，“那么，你给我跪下！”我双膝着地后又即刻像弹簧一样反弹起来，大叫：“你不能踢我的腿？”
  “为啥？”
  “我的腿也没有错！”
  刘大个儿用手指支起我的下巴，“你说，你错在哪里？”
  “我不该穿黑衣裳。”
  “好，你把你这身‘黑皮’扒下来！”
  我不能拒绝这个处罚，因为它来自我主动提供的一个确凿无疑的理由，只好顺从地把上衣扒下来，撂在地上。
  他又指着我的汗衫儿，“脱呀！”
  我又勇敢地脱了汗衫儿，把我的上身一览无余地裸露给几百双灼热发烫的眼睛。要有两大块值得炫耀的胸大肌就好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只有一张薄得透亮的皮囊，包着两排洗衣搓板样的“鸡肋”。
  “脱呀！”他又指着我的裤子发出微笑。
  那是我第一条打了补丁的黑色长裤，虽然与草绿色的童子军“灯笼裤”相去甚远，屁股和膝盖上的补丁却具有惹人注目的观赏性，那是母亲在一块与黑色相映成趣的米黄色破呢子上，用同一个圆规画出来的四个直径相等的圆。我十分珍惜这四个杰出的圆，依依不舍地脱了长裤，又小心把它折叠起来，放在我的脚背上。
  只剩下一个皱皱巴巴的裤头了，但我听到了骇胆裂魂的第三个“脱呀！”
  不满六周岁的我，已经预见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且，自从我不穿开裆裤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深刻地意识到被封闭起来的地方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快给我脱！”
  脊背上被击了一掌，我就打了个前栽。当我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就下定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决心，噌地扯断了裤腰上的松紧带，裤头就“吐噜”一下滑落在脚背上。
  我如同一条闪光发亮的白条鱼儿，神奇而无畏地直竖在操场上了。队列里的小女生都偏着脸，用手掌捂着各自的嘴，捂不住的笑声却如同水面上“哽儿哽儿”爆裂的气泡儿。那一定是最可怕的瘟疫“虎列拉”吐出来的气泡儿，在整个操场上迅速传染、蔓延，汇聚成翻江倒海的哄笑。笑声如黑色的浪花伸缩着无数条舌头，在我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上乱舐乱跳。
  我认定，那是我今生乃至于来世都不可以须臾忘记的奇耻大辱。
  刘大个儿把我扒下来的衣裳组合成人形，高挂在操场旁边的一棵浑身是刺儿的老槐树上。我看见一个只有空壳、没有脑袋的我，高吊在树枝上随风飘荡。
  “站好！”刘大个儿用中指第二个关节叩打我的脑壳如扣打一个沉闷的葫芦，“啥时候你的家长把制服送来，啥时候叫你回去！”接着向绿方块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草绿色的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从我面前通过，我赤条条地立正，如一截剥了树皮的树桩。后来我曾多次怀着羞耻之心回忆当时的场景，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将军正在检阅他的士兵。士兵们齐刷刷地扭着脖子向将军行注目礼的时候，将军却叠放着两个手掌，捂在他不愿示众的地方忸怩作态。我还如此深刻地记住了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阳光，它以不合时令的燥热炙烤在我未曾见过世面的小肚皮上。一只小苍蝇没有响声地飞过来，恰到好处地落在我的鼻尖上，潇洒地翘起一条长腿，侍弄它美丽的翅膀。漫长的队列在有节奏的哨音中走上了大街，我才倏地从脚脖上提起裤头，开始了向东后街大杂院的逃亡。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母亲会那样令人不寒而栗地发怒。她向我喝叫了一声：“不许哭！”她自己却替我流下了眼泪。母亲的腹部正因为有了我的第二个弟弟而隆起，连喘气都有些吃力。她给我穿上一套没有补丁的服装以后，就像一只气咻咻的母鹅领着她的鹅仔，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学校。操场就在学校旁边，那是一块空荡荡没有围墙的开阔地。母亲靠在检阅台的下边望着那株刺儿槐，只剩下一张空壳的我正如一面黑色的旗帜挂在刺儿槐的牙齿上猎猎作响。母亲的泪水又忽地涌出了眼眶。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又一个弟弟在母腹中的躁动。母亲脸色煞白，身上发作了骇人的战栗。
  高我一等的绿色恰在这时完成了盛大的检阅，排着三行纵队回到了操场。母亲要我指认了那位梳着分头而且抹了头油的训导主任，问道：
  “请问，是你揪着这个孩子的耳朵叫他下跪的吗？”
  刘大个儿有力地点一下头，“不错！”
  “你还很有技巧地踢了孩子的腿，用你穿着硬头皮鞋的脚？”
  “不错！”
  “你还才华横溢地让他扒光了衣裳罚站？”
  “不错！可是我要问，你想干什么？”
  “三天以前，我给你们训导处写过一封信，说明他暂时没有穿上童子军制服的原因。你本来可以通知家长，不让他参加检阅，甚至可以让他退学，而绝对不可以如此野蛮而又如此能干地体罚、戏弄、羞辱一个孩子！”
  刘大个儿脸上有几颗豆粒样的麻子涨红了。
  “那么，你想要怎么样？”
  “我只不过要告诉你，即使是一个最贫穷、最微不足道的孩子，也享有与生俱来的人身不受侵犯、人格不受侮辱的权力。”
  刘大个儿像是望见一个奇迹似地望着我的母亲，怪笑说：“哈哈，领教了！请问，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还要告诉你……”母亲平静地说，“我看到了一个戕害儿童的败类！”
  “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母亲……”
  母亲发作了临产的阵痛，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从她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上滚下来。母亲紧紧抓住我，捏疼了我的手，却不能移动脚步。多亏小姨领着一辆黄包车急急跑来，把母亲扶上车，就催车夫快跑，埋怨说：“你要把孩子生到操场上算咋着！”
  刘大个儿在身后喊叫：“不就是一个难民嘛，有脾气找小日本儿发去！”
  我和小姨跟在黄包车后边拚命奔跑。我知道，一位助产士一大早就挎着一个白色的箱子来到了我家，还有姥爷从乡下找来的一位保姆。她俩正为了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产妇而魂飞胆丧。刚到家，我就听到了第二个弟弟一肚子委屈的啼哭。
  当晚还有一个“国庆提灯会”。小姨为了让我拥有参加“提灯游行”的权力，给我套上了一身属于老舅的童子军制服。老舅是母亲最小的同父异母弟，与我同岁。我却认定老舅的制服不是我的制服，宁死不屈地不愿再到学校里去。母亲躺在产床上发脾气说：“你为什么不去？你是不是害怕那个训导主任？”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他揪耳朵，只是怕他叫我脱裤子。母亲不由我分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进行民主意识的启蒙：“你绝对不要怕他，你从小就必须学会，不要向任何强权表现丝毫的怯懦，懂吗？你要从他面前走过去，连眼珠也不要向他转一下，懂吗？”助产士用镊子夹着一块血淋淋的纱布，笑着对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乱动，懂吗？”母亲说：“哦，对不起！”又偏过脸教导我说：“你要昂着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懂吗？”我揩着眼泪、鼻涕，鸡叨米似地连连点头。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话里藏着鲁迅先生的格言。我上了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又送给我一本血红色封面的书，是鲁迅先生的《呐喊》。
  但是，在我重新鼓起勇气、“昂着头，走自己的路”的那个晚上，出了家门才忽然发现，我所缺少的已经不是童子军制服而是一盏灯笼。全家人都在围着像小耗子一样浑身红丢丢的小弟团团打转，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我在“提灯会”上能够“昂起头，走自己的路”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盏灯笼。十四岁的小姨发现了这个失误，而且产生了奇妙的灵感，在一个纸字篓上用稀饭糊了白纸，在篓底的竹篾上缠了一截尖头向上的铁丝，插上了蜡烛，只有几分钟的功夫，我就拥有了一盏硕大无朋的白灯笼。
  不幸，在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西瓜灯”、“蟠桃灯”、“白兔灯”、“鲤鱼灯”、“蛤蟆灯”、“宝塔灯”的行列里，我的“字纸篓”又成了全体同学的笑柄。我没有勇气眼珠不转一下地提着这样的灯笼在训导主任的鼻子底下走自己的路，不管他叫不叫我脱裤子。幸而领队的不是刘大个儿，是一位性情温柔的女级任老师。她夸说我这个灯笼个儿最大，而且“又白又胖”。我才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地昂起脑袋，当了“提灯游行”的尾巴。
  跟在所有灯笼的后边，我的“字纸篓”泪盈盈地发出惨白的光亮。在我们经过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字纸篓”都倍受世人瞩目，怪异的笑声如雷贯耳。到了十字街口，“字纸篓”被一盏骄傲的“鲤鱼灯”的尾巴扫了一下，蜡烛一歪，轰地燃着了纸篓。我就在一片哄笑声中撂下了一团火焰，像是挨了铳枪的兔子逃之夭夭。
  我在一天的时间里蒙受了我来到世上以后的第一和第二个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