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第39章


我爬过那个墙豁,墙外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通向城墙上的一个豁口,城墙豁口的外边是无垠的原野。路上雪化了,连一个脚印也没有留下。
  正是在那条弯弯远去的小路上,我开始了对姨父漫长的“追踪”。
  母亲曾接替姨父向我讲解古诗。她说,那是三千年前的农人咒骂地老鼠的一首民谣,骂它不该吃我的粮食、啃我的禾苗,最后对老鼠说,我发誓给你分手,去寻找我的乐土。我想,姨父和三姨是寻找他们的“乐土”去了。
  我家却发生了一场意外的动乱。那一天,我跟着母亲赶集回来,一进家门就惊呆了。好像刚刚从房顶上掉下了一颗小炸弹,灶台上的铁锅碎成了几瓣儿,装口粮的坛坛罐罐东倒西歪,米、面撒了一地,箱子、柜子也都大张着嘴,把衣物、书本都吐了出来,被褥也凌乱地堆在地上。放学回来的哥哥、姐姐正坐在门槛上发呆。母亲说,多亏她让我牵着大弟、她用婴儿车推着小弟去赶集,要不,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前院卖蒸馍的李奶送来一篮热蒸馍,说:“奇了,我就守着大门,没看见有人进来呀!”她盯着我家南屋的后墙,连连眨巴着眼皮,“孟老师,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母亲说:“李奶,你只管说。”李奶瘪了瘪嘴,凑近母亲的耳朵,“这个房子‘不净’,原来是柩棺材的地方,后墙上有个门,是走棺材的过道,直通城墙根儿老坟地。房东堵了这个门,就多收了一份房租不是?你看,那个门印子还在哩!”她的小孙子也跑过来说:“昨晚上,我去城墙根儿割草回来,看见这房后有鬼火一明一明的,还有几个黑影儿一闪一晃!”母亲说:“多谢你们操心,我知道就要闹鬼了!”
  小姨又惶惶地跑到我家,小声问我母亲:“二姐,他俩留下的那些书,没叫搜走吧?”母亲说:“我早填到锅底当柴烧了。”小姨说:“咱爹说,郾城狗不少,狗鼻子灵着哩,叫你提防着点儿!”母亲说:“不怕,他们是捕风捉影,影子飘走了,他们还能怎么样呢?”二十六年以后,“文革”刚刚开始,母亲指着报纸上正在批判的一个新闻人物,说:“那一年去给你三姨和姨父捎信儿,叫他俩赶紧逃走的,就是这个郭校长呀,他那时是地下省委的宣传部长,怎么也变成黑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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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罂粟
  接着,有一个身穿皮领子大氅的汉子,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几个骑马的随从,到了姥爷家住的西夹后街才跳下马来,看了门牌说:“好,找到了!”他向我姥爷通报了姓名,说他特意来郾城看望亲家翁。姥爷没有听说过这位亲家翁,只是用诧异、戒备的眼神打量着他。他就笑着说:“孟老先生,叫你三女婿胜娃子出来,看他认不认我这个爹?”说着,就敞开皮大氅给自己扇风。姥爷窥见他腰里一左一右别着两把手枪,门外还站着一排牵着大马的随从,就多了个心眼儿,谎说:“我有个三女婿不错,可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他。”客人骇然变色说:“糟了,他们一定是出事了!”姥爷忙问:“出啥事了?”客人说:“你不会不知道,他们小两口是‘同志’。我听说他们在伊川县叫五花大绑着,抓进了死囚牢,急忙跑到伊川,又听说他们逃到老先生这里来了。你要是没见着他们,那就是真出事了!”姥爷松了一口气,说:“不要急,让我再问问二妮儿。”
  那天,正巧母亲带着我去看望姥爷,母亲回话说:“他两个囫囵个儿地来了,又囫囵个儿地走了。只是走得慌张,一阵风似的,不知道又吹到哪里去了!”客人转忧为喜说:“那就好,那就好!”但他看到我姥爷仍用疑惑的眼神研究着他,又说:“他俩这一走,也就分不清我这个亲家翁是个真货色、还是个假材料了!”姥爷笑着说:“那就先交个朋友吧,您请屋里坐!”他却向门外走着说:“我还有急事,不打扰了。按照俺豫西山里的风俗,亲家头一回见面要喝酒哩,要一醉方休。这酒就留到以后喝吧。”姥爷又问:“你身上带着家伙,怎么看不见你的番号?”他说:“我们是抗日义勇军,不是正规军,你的三女婿原本是我的政训主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说义勇军内有异党活动,把我们的番号给撤消了。孟老先生,你说,这打鬼子的权力谁也撤不了,是不是?”姥爷说:“这话说得好!”他到了门外,又扭回头说:“孟老先生,啧,听听,我一句一个孟老先生,都不敢叫你亲家翁了!你就把我这个亲家翁先寄存到我这儿,以后叫我大娃子跟你三女儿来认领吧。”又翻身跃上马背,朝马屁股上抽了一鞭,随从也骑马护拥着他,朝着城墙根儿飞驰而去。姥爷望着纷乱的马蹄,拈须而笑说:“没错儿,是山里的好汉!”
  母亲告诉我,被姥爷称之为好汉的长者,是姨父的父亲,我应该叫他贺爷。贺爷的家乡是种植玉米和罂粟、产生侠客和土匪的地方。
  贺爷过世多年以后,我从L县县志上又看到了贺爷,说他是第一个走出山洼的坡底镇人,毕业于西安镇嵩军陆军讲武堂,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营长,因为看不见国民革命的任何希望而回到家乡,先后担任了L县政警队队长、保安大队长,改名雨顺,希望用他手下的一千多条枪杆子吓唬吓唬老天爷,保佑老百姓风调雨顺。
  贺爷刚当上保安大队长,就有个叫王振的庄稼汉领头闹事,组织二十几个村庄的民众抗粮抗款,手执铳枪、铁杈,封锁了入村要道。五区曹区长急报县政府出兵剿办。贺爷奉命带领保安大队进驻五区后,却按兵不动,只身迎着铁杈,进村与王振见面,递上烟卷说:“老弟,你聚众抗粮,该当何罪?”王振说:“你该问问曹区长,那个挂着‘千顷牌’的张大户为啥不按地亩缴粮支差,倒要按人头分摊给穷村小户?”贺爷问:“你说那是为啥?”王振说:“因为张大户是曹区长的表叔,他们官绅勾结,欺压穷村小户。”村里老人也纷纷围上来诉苦。贺爷坐在石磙上默然无语,接过一碗热茶喝了,在石磙上摔了碗,骂道:“王八蛋,咱给他抗了!”倒是把王振吓了一跳。贺爷叮嘱王振:“老弟,我劝你稍安毋躁,我这就回去,叫张大户按地亩交粮支差,以后所有田赋杂差都照此办理。”
  贺爷回到区政府,就派出一支人马包围了张大户,下了催粮催款的牒子,限他三日内按地亩缴齐,过期双倍受罚,还派兵掂着“盒子炮”进门坐催。张大户急忙照缴了粮款,还吓出了一场大病。曹区长大怒说:“贺大队长,你这是剿匪还是通匪?”贺爷说:“这叫官逼民反!你擅自改变田赋税法,惟恐天下不乱,若不改弦更张,我可就顾不上你了。三个齿的铁粪杈戳在胸口上就是三个透明的窟窿,那叫活该!”贺爷又只身进村与王振会面。王振拱手便拜,还让他媳妇抓了一只正在卧窝下蛋的老母鸡,要请贺爷喝酒,那只老母鸡扑棱着翅膀嘎嘎大叫。贺爷说:“饶了这只下蛋鸡,赶紧给县长送匾去吧!”
  县长把贺爷叫到县衙,正要追究他越权过问田赋的责任,忽听县衙前锣鼓喧天,齐呼:“青天大老爷!”原来是五区农民给县长送匾来了。县长干瞪眼咽下一口恶气,说:“中,中,你贺大队长真会抬举我,这顺水人情不要白不要!”贺爷却躲进团部,隔窗望着送匾的农民,叹息说:“都说伏牛山是土匪窝,只要有一碗糊涂喝,我咋看咋都是顺民!”
  贺爷另一个有口皆碑的功绩,是他只发一枪就打赢了一场“大烟保卫战”,比较高雅一点的史志作者称之为“红罂粟战役”。
  那一年,L县的地主和农民为了在贫瘠的山坡地上得到较大的收益而结成了统一阵线,家家户户都在麦地里套播了鸦片烟的种子。夏天,躲藏在麦垅里的“大烟花”不知道隐蔽自己,几乎在同一个早上让细长的绿茎把它们举到头顶上破蕾怒放,红的血红,白的雪白,漫山遍野翻滚着妖冶撩人的彩霞。刚刚熬过了灾荒年景的农民眼都亮了。地方官员也想在大烟税里大捞一把,都闭着一只眼装聋作哑。“大烟花”霎时谢了,饱满的大烟果孕育着乳浆如风臊女人膨胀着情欲的乳房,乳浆油腻腻地发黑发黏,伏牛山的沟沟汊汊里漫溢着奇异的臭味。
  陕州专员欧阳珍也要借“铲除鸦片”的名义大发一笔横财,亲率保安团逐臭而来。贺爷早已设重兵把守了伏牛山上的关隘要道。欧阳珍带队伍从县西转到县北,找不到没有设防的山口,就骑在马上向山顶喊话:“喂!让开一条道,必有重赏!”贺爷说:“好,让我摘了他的礼帽!”出手一枪,子弹像是长着眼,不高不低,蹭着欧阳珍的头皮穿过去,大礼帽应声飞起,飘飘摇摇落进了山沟。欧阳珍丢了礼帽,又拍马来到另一个山口。贺爷又在山口上等个正着,说:“叫咱伏牛山上的石头吓吓他!”事先堆好的“雷石”如山崩地裂,从山顶上轰隆隆奔涌而下。欧阳珍急忙退避三舍,拖着队伍在伏牛山下转了数日,早已人困马乏,料想山里的鸦片烟已经收完,就发泄地向山上打了一阵乱枪,惊飞了一群老鸹,掉头回陕州去了。
  那一年大烟丰收,赚了大烟钱的农民籴足了口粮,官府和官员也都有了一笔额外的进饷。这一回,倒是县长找来了几个乡绅,要给贺大队长送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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