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父亲说：“啊呀，我几乎可以汇集一部鼓子曲大全了！”却又不时感叹：“《劈破玉》，你在哪里？”
  我在关心《劈破玉》以外的事情。我十岁了，该上五年级了。H大学没有能力再办附属小学。我与H大学的教工子弟都去到供奉着河神的“平浪宫”，上了当地的小学。
  上音乐课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第一次上课点名，点到了我的名字就顿住了，惊异地望着我说：“张斑斑，你是张斑斑？”我也惊诧地叫她：“小李姨，你是小李姨？”是的，她是张集幼稚园那个让我吃了不少茶叶蛋的小李姨。
  “你长大了！”她说。
  “你也长大了！”我说。
  同学们嘻嘻哈哈笑起来。
  小李姨说：“六年了，六年了！”
  那一堂音乐课上，小李姨有些心神不定。我暗暗打量她的面容、她的身姿、她的表情而忘了她教唱的什么歌。小李姨真的不小了，乌黑油亮的两条大辫子变成了浓密的剪发，眼睛依旧清澈明亮而眸子更加幽黑。幽黑的眸子使她露出有了心事的样子。她的笑也不再无畏地炫耀洁白晶亮的牙齿，只是轻抿一下嘴唇，露出一双浅浅的酒窝。我在心中用加法计算，六年以后的她也只有二十四岁。
  我想起了小李姨的男朋友——我给他送去很多只“小燕子”、他也给我刻了一个“橡皮图章”的何杰。我在潭头看见过何杰，他又成了父亲的学生，是H大学国文系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潭头的小戏楼后边，在寨墙上伸出来的歪脖柳树的浓阴下，我看见他跟教育系的“系花”拥抱亲吻，那是一个使知了不再鸣叫、太阳急速下沉的长吻，不是张集小树林里的“点发的快枪”。我懂事了，开始学会为小李姨难过，看到茶叶蛋的时候也会引起我早熟的感伤。
  父亲说，小李姨曾经带着一个小包袱，包袱里装着她的嫁妆，去潭头找到了何杰。何杰却带着教育系的“系花”，请她在“小小饭庄”吃饭。小李姨放下筷子，哭着离开了潭头。父亲来到平浪宫看望小李姨的时候，避开了与何杰有关的话题，只是表示惊讶说：“小李老师，你怎么流落到这里来了？”
  小李姨说：“这里离内乡张集只有百十里路，还在家门口哩。倒是你们转了一个大圈儿，又转回来了。可我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也不知道你在H大学，她……她以为你还在北平，怕你回不来了，还在挂念你哩！”
  我一时不能确定小李姨说的“她”是谁。
  父亲却露出伤感的样子不再说话。
  小李姨怪罪说：“怎么，你把她忘了吗？我是说我宛儿姐呀，她还在她的母校K女师教音乐，K女师还在内乡夏馆，离这里很近的呀！”
  父亲说：“宛姑娘不是去了老河口吗？”
  小李姨说：“她跟那个稽查科长早分手了。宛儿姐其实是很勇敢的，她跟他实在过不下去，就毅然决然跑回来，在报上发表了一个离婚声明，就拉倒了。再复杂的事情，只要一咬牙，就变得简单了不是？”
  父亲避开小李姨的目光，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李姨又说，“我跟宛儿商量好了，我们俩这一辈子就一个人过了！”
  父亲问：“为什么？”
  小李姨瞥了父亲一眼，“女人的心有多重，你们男人是掂量不出来的！”
  我作为一个未满十岁的男人当然也是掂量不出来的，但我十分想念宛儿姨。她颤颤的手指，她哀婉的表情，她脸颊一红陡然发窘的样子，她抚筝而泣的侧影，她的痣。还有那本沉重的厚书。父亲很久没翻过那本厚书了。
  父亲见到小李姨以后，我就像暗探一样盯着父亲。当天晚上，我就发现父亲从破皮箱里拿出了那本厚书，放在手中抚摸着、抚摸着，却没有翻开，又把它换了地方，装进了邮袋。父亲说过，“万国公约”规定，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邮袋，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可以侵犯邮袋。
  小李姨开始教我们唱歌。她说，她曾去女师音乐科进修，宛儿姐就是她的老师。她要我们学会用心灵唱歌，不要扯着嗓子干唱。她教的歌儿不再是《小白兔乖乖》，而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是眼含泪水教唱这支歌的，唱到“流浪、流浪”的时候，她哭起来了，全班同学都跟着哭起来。“爹娘啊，爹娘啊……”我记得，我们是唱到这里的时候由哽咽不止而齐声痛哭的。战争时期的孩子会为失去家乡和家乡的亲人而落泪，却不会为失去生日蛋糕而哭泣。我所以哭，是因为想起了薛姨。请原谅，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在颤栗。我不得不摘下老花眼镜，拭去没有苍老的热泪。
  小李姨教我们唱了好几支歌，除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大刀进行曲》、《兵农工学商一起来救亡》，还有一个在风雨中流浪的《难童歌》，一个农夫要“多打些五谷送军粮”的《二月里来》，一个漂泊异乡的大姑娘思念家乡、梦见爹娘、又做了一身寒衣送给情郎去打仗的《四季歌》。然后，小李姨就扯下她的红缎子被面，在火红的被面上写下了墨黑的大字：“抗日募捐队”。
  我开始对父亲的鼓子曲和他整天念叨的《劈破玉》表示不敬，而且盯住了父亲存放鼓子曲稿的邮袋，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募捐袋，几乎是用最后通牒的语气讨要那只邮袋。出乎意外的是，父亲听我说明了用途，用一种终于发现了“吾家千里驹”的眼神对我刮目相看，毫不犹豫地掂起邮袋，“吐吐噜噜”把曲稿和那本厚书都倒了出来，又跟我母亲小声嘀咕了几句话，把一叠细心查点了两遍的纸币和铜板塞到邮袋里，才把邮袋交给我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募捐袋，我和你妈妈给它垫了垫底。但是，你要记住，这一个月，也许更长一些时间，我们是不能吃肉的了，只能吃豆芽，懂吗？你和哥哥、姐姐要轮流值日，帮助妈妈给豆芽择尾巴。”
  我十分讨厌择豆芽，而我们的募捐十分成功。
  小李姨瞄准了这个商埠上每一家稍大一些的店铺。一大早，当店铺里的算盘都被账仙儿举在手中摇着，让算盘珠儿发出炸豆般的声响以祈求赵公元帅多多保佑的时候，红缎子被面就卷着江上的风如猎猎作响的火焰沿街烧过去，我们的两列纵队会随时变成横队迅速包抄，依次堵住每一家店铺的门脸，然后开始演说、唱歌、高呼口号，好像日本鬼子就窝藏在这家店铺里。我比较荣幸地突前站在小李姨身边，拎着邮袋唱歌。我把邮袋口撑得很大，让它几乎可以钻进去一头牛，而钻进去的常常只是一些面额很小的毛票和铜板。对于每一笔捐款，无论数量多少，小李姨都要当众查点，高声报数，请店家把捐款数目写在我们的募捐簿上。
  在一家名声很大的粮坊门前，我们唱完了三支歌，才有一个傲慢的铜板飞出来，“当”地落在地上。小李姨拾起铜板，如拾起一个金元宝似地高高举起，唱歌儿般地向人群宣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赵大掌柜为抗日将士捐献铜板一个！”人群里一片哗笑。赵大掌柜的脸上就露出猪肝的颜色，说：“别急，别急嘛，怪我拿错了！”又发狠地拿出一块银洋，捏在手指间，映着太阳摇晃，让大家充分感受到银元的光泽，再向银元吹一口气，让它发出蚊子振翅的声音，接着就有一道热乎乎的亮光画了一道弧线，倏地钻进了我的邮袋。小李姨又扬嗓高唱：“赵大掌柜爱国心切，再次慷慨解囊，为抗日将士再捐‘袁大头’一枚！”人群里就拍起了巴掌。
  小李姨神情端庄，目光闪闪发亮，报数的声音如百灵鸟儿凌空歌唱。各个商家听了，竞相攀比捐款的数额。我和小伙伴们都为商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一开口唱歌又首先感动了自己，泪水就从一张张小脸上落下来。人群中也有眼泪落下来。小李姨报数的嗓音越发清脆感人。我也越发感觉到了邮袋的重量。邮袋搭在我的肩头，会使人想起一个大褡裢搭压在一头小毛驴背上的样子，两端都几乎拖在地上。为了不让它沾染灰尘，我踮着脚尖走路，骄傲地挺起了胸脯。赵大掌柜却在身后喊叫：“都说咱荆紫关的女子能撂倒三个省的男人，这女子领着一群娃子，倒是把咱荆紫关的男人当猴耍了！”有人接腔说：“别吃后悔药了，反正，不是往女人那个窟窿里入钱！”
  红缎子被面忽啦啦地爬上古镇北边的斜坡。斜坡上有一个大户人家给老太爷过六十大寿。我们挤进门楼，就被喜棚堵住了。一个女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正敲着八角鼓唱大调曲子，加上为她伴奏的三弦、古筝、檀板，完全占领了我们应该占领的地方。女艺人对面的堂屋里，坐着一个身穿黑缎子马甲、蓄着八字胡的老人。两边的喜棚里坐满了贺寿的宾客，都摇头晃脑地欣赏女艺人的表演。我看见过这个女艺人，镇上人都叫她“浪三省”，也有人叫她“花野鸡”。她去福音堂做过礼拜，却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她就蜷缩在教堂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孤独地占领了一条长凳，好像是一个被上帝所抛弃的女人。她的嗓门唱不好赞美诗，总是跑腔走调地窜到高音区独领风骚。一个热心肠的寡妇举着小木箱为贫苦教友募捐时，她也早早地把钱掏出来举在手上。寡妇却视而不见地从她身边越过。她就哭泣着离开了教堂。
  我听不懂“浪三省”唱的什么曲儿，但她唱得太妩媚、太卖弄、太腻味了，一个字的拖腔也会从喜棚里长长地扯出去，从屋檐上绕到树梢上，把树叶儿撩得飒飒乱晃，再从树梢上掉下来，钻到喜棚的人缝里窜来窜去，在每个人的心口和耳膜上挠着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