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个窝里的蛐蛐儿！”
  我很快便发现，杨锁就是在管理尿桶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他没把每个夜晚都会装得溜溜满的四桶尿倒进收容院的粪坑，而是暗自交给一个与收容院为邻的农民，农民就会塞给他一块轧过油的豆饼甚至是比豆饼高一个等级的花生饼或芝麻饼。晚上睡觉时，我可以看见他用线毯蒙着头，线毯下边发出像老鼠咯咯吱吱磨砺牙齿的声音。黑暗中有沉重的香气弥漫开来。但我心中惭愧，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与他有福同享地磨砺牙齿。他把一块芝麻饼从线毯下边塞过来时，我也宁愿沉浸在“饥饿体验”里，裹紧了我的线毯。
  我的神经再也经不起磨砺的时候，宛儿姨天使般地出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宝鸡的天空像是水洗过一样湛蓝而明净。管理员把我领到大门外边，我就看见一个面容消瘦、身材高挑的女子向我睁大了杏形的眼睛。我叫了一声“宛儿姨！”就向她跑过去抱住了她。她哭了。她蹲下来抱住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她身上找到母亲的感觉，好像她是我另一位年轻的母亲。“我差点儿认不出你了！”她流着泪，在我耳边说，“你爸爸怎把你送到这个鬼地方来了？哦，对不起！”她向管理员表示歉意。管理员说：“没关系，我所以不让你走进这个鬼地方，仅仅因为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怕这个鬼地方的孩子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宛儿姨说：“我知道的，知道的，让他在这里吃一点儿东西好吗？”管理员说：“你甚至可以把他领到饭馆里，或是领着他远走高飞，没有关系的！”宛儿姨说：“真的吗？那就太好了，我真的要谢谢你了！”管理员离去后，宛儿姨急切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说：“在宋家庄，离这里很近。”宛儿姨问：“你愿意跟我走吗？”我说：“愿意，可我还有一个弟弟在这里。”宛儿姨说：“是七年前那个刚出生的小娃娃吗？快去叫他来呀，我们下馆子去！”
  我出来时还带上了杨锁。宛儿姨问，这位小朋友是谁呀？我说他是我的锁哥，接着就借用管理员的话说，我不管到哪里吃东西，他都会受到“刺激”。宛儿姨笑起来说，走啊，也带上你的锁哥吃东西！她把“吃东西”三个字拉得很长，每个字的后边都有一个停顿，如同一个悠长而快乐的叹息。
  那一天，我们吃得奋不顾身、所向披靡。我还记得那天吃的内容以及吃的形式上的一切细节。不是我心向往之的煎饼卷肉丝，是更加实在、也更加解馋的烧饼夹五香酱牛肉，还有放了一点儿芥末的调凉皮儿和放了黄瓜片儿的蛋花儿汤。宛儿姨却没有吃，只是默默地望着我们吃，宁静地笑着，却又不停地拿出手帕擦眼泪。锁哥吃得慌张，被芥末呛住了，流着鼻涕直打喷嚏。可他吃着自己的，眼睛还滴溜溜地盯着别人的桌子。宛儿姨背过脸用手帕擦泪的时候，他的手就充分发挥了“耙子”的作用，闪电般地拿了左边桌子上剩下的半个烧饼，另一只“耙子”同时出击，掳掠了右边桌子上的一只鸡腿。宛儿姨转过脸来的时候，他的战利品已经了无痕迹地消失在无所不包的大裤兜里。只有弟弟吃得文静文雅文气文明，在温柔地咀嚼中延伸并加深着对于牛肉的理解，宛如他今日以历史学家之身分对待最新出土的文物典籍。只是到了离开收容所五十年以后，他才向乃兄坦白，他在乃兄操心不到时偶然啃过人家扔在地上的西瓜皮，当然，他补充说，啃瓜皮以前，在一条小河沟里进行了必要的卫生处理。
  那一天我们吃圆了三个肚子以后，宛儿姨小声问我：“你知不知道，给爸爸写信要寄到哪里去呢？”我只知道一个宋家庄，别的都说不清楚。在宛儿姨面前一直是手足无措的锁哥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他说：“这事儿用不着去邮局，包给我了！宋家庄离宝鸡只有一站路，不管是客车、货车，扒上车转眼就到。下车往北走，好找。我还认得他爸，戴着‘二饼’……”我向宛儿姨加了注解，他说的“二饼”是眼镜，宛儿姨大笑。锁哥看了看窗外的太阳，说：“半后晌一准送到，天擦黑就能窜回来。我给收容院跑腿儿送过信，我知道还得叫他爸给你写个收到条，错不了的！”宛儿姨喜出望外说：“多么聪明的孩子，谢谢你了！”
  天擦黑，宛儿姨把我和弟弟送回收容院不久，杨锁就很神气地跑回来，“叭”地弹了一个响指，说：“妥了，你爸跟你姨见上面了！”他看我露出难以置信的样子，又说：“你不信？我一下火车，正碰上你爸在站台上等车。你爸看了信，我就向他要收条。你爸说，不用了，我正要上车去宝鸡，叫我跟他一块坐车回来了。一下车，就去找你姨了。”他又怪声怪气地说：“你们那个窝里的蛐蛐儿咋看咋跟俺不一样？去时候，你姨还给我买了一张车票，我没进车站就把车票卖了。你姨还给了我买回程票的钱，可是回来时，你爸又花了冤枉钱，给我补了一张票。俺这个窝里的蛐蛐儿坐车从来不买票，肉头蛐蛐儿才买票！”他又拍着大裤兜说：“这样吧，我挣下你姨的两张车票钱就算咱俩的，也给你弟分一股，咱哥仨再吃日他娘一回烧饼夹牛肉！”
  杨锁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