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我看到一条红色的横幅下边，有人举着一个墨黑的大灯笼。父亲说：“这是说，漫漫长夜里，灯笼都黑了，没有光明了！”灯笼旁，有人用竹竿挑着整架的骷髅，是从医学院实验室里取出来的，赤裸的白骨，龇着白厉厉的牙齿。父亲又说：“这是说，遍地饿殍，民不聊生啊！”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行人都驻足鼓掌，有些店伙计也跳起来，与学生一起呼口号。到了行宫角东边，游行队伍把一辆小汽车包围起来，小汽车动弹不得。学生们用红土水和石灰水在小汽车上写满了口号，小汽车立即变成了一只花爬虫。一个学生爬到车顶上发表演说。父亲立棱着脚尖看了看小汽车，又说：“坐小车的此公，是接收大员张厅长啊！他大大地发了一笔国难财，今天陷入民众包围了！”父亲又突然问我：“你说，二十多年前，爸爸我在哪里？”看我茫然不知所问，父亲指着站在小汽车上发表讲演的学生说：“我就站在他现在站的地方。那时候，我的血滚烫滚烫的。现在，靠他们了！”
  我们随着游行队伍到了行宫角，忽然发现，宛儿姨正在路对面人群里向前挤着，却被一排手持冲锋枪的军警挡住了。她从军警头顶向这边传话：“你们不要挤了，又改日举行了！”我认定，这是命运不让父亲和宛儿姨失去他们的“理由”。
  当晚，军警在H大学门前架起了数挺机关枪，封堵了校门。机枪手匍匐在地上作准备射击状。军警由“青年军”入校的“职业学生”带领着，闯进学生住宿的东斋，抓走了七十多名学生。警车发出凄厉的嚎叫，深夜不息。
  那几天，父亲愤愤不平地在书斋里踱步，后来，就与别的教授们一起出面，分别保出了被捕的学生。父亲保出的两个学生出狱后，来到西一斋向父亲表示感谢，接着就离开学校，下落不明。父亲在西一斋门前散步时碰到一个身穿“青年军”军服的学生，他趋前问父亲：“张先生，你知道你保释的学生到哪里去了吗？”父亲反问说：“他们能到哪里去呢？”“青年军”说：“去黄河北投八路了，张先生是有责任的呀！”父亲说：“他们到哪里去，是他们的自由，我保释出狱的只是我的学生。”“青年军”说：“哦，请原谅，我只是给先生说一声，请你不要管别的事情，只管做自己的学问就是了！”父亲说：“好呀，眼下就请你一起散步，谈谈你的功课吧！”“青年军”说：“谢谢先生，下次再向先生请教！”
  那天晚上，军警又抓走了几个学生。
  次日，宛儿姨又是那样轻轻地在门上叩了三下，又是那样没有声息地走进了书斋，又是那样轻轻喘息着望着父亲。父亲默默地望着宛儿姨，凄然说：“顺乎自然吧，现在的世道顾不上‘玉’了。请你把曲谱保存好，我们以后用得上的。宛妹，你要珍重自己！”宛儿姨含泪说：“你也要珍重自己呢！”
  母亲从鹿邑回来了。鹿邑的学生也在游行，军警也在抓人。豫东的枪炮声像是夏天的雷阵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里轰隆、噼里啪啦地从头上落下来。母亲一旦去到学生中间，就会表现出姥爷家族的“遗传基因”，总有一批“激进派”的学生围绕着她，在她的住处聚会。母亲被学校解聘了，却有一群学生护送她回到了开封。
  母亲回来时已经恢复了“孟老师”的样子。十年前，在老姥爷的庄园里管理过客房院的堂舅也悄然出现在开封。母亲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屈就H大学图书管理员之职，这就使她有可能把图书馆的钥匙随时交给堂舅，图书馆就成了堂舅和他的同志们秘密聚会的地方。这一切，好像都瞒着父亲。父亲却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怎么了？图书馆到了后半夜还亮着灯，不觉得刺眼吗？如此刻苦读书，何不到我的书斋里来呢？”母亲高兴地说：“好呀，他们正等你说这句话哩！”
  我却在想念宛儿姨。母亲回到省城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宛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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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火蝴蝶
  一九四八年夏天的开封潮湿而闷热。鼓楼和铁塔都在发烧。火红的云彩也越过黄河来中原聚会。终于有一天，天边的雷声伴着轰鸣的炮声来到了开封。哥哥、姐姐都来不及从寄宿学校回家，战斗就打响了。解放军迅速攻进城内，占领了主要市区。国民党军队退缩在龙亭据点顽抗。我家租住的房子离龙亭不远，房子比较高大，是那一片居民区的制高点。解放军大约一个班的士兵开进了院子，盯着我家的房脊，接着就攀缘而上，在房脊上架起了两挺机枪，机枪手们趴在房坡上向龙亭猛烈射击。
  父亲也在房坡底下营造自己的工事。他首先让母亲领着两个弟弟躲避在两座大屋夹角中的一间小屋。又以一张长条书桌为支撑，桌下铺了草苫和凉席，桌上蒙了两条厚棉被，又拿了一本宛儿姨手抄的《劈破玉》弹奏曲、一把扇子，让我跟他一起钻到桌子底下，一人靠着一根桌子腿，成对角线躬身坐着。父亲递给我一只手电，让我学习使用探照灯的原理，用手电瞄准曲谱发射。他开始随着扇子扇出来的节拍哼唱曲谱，叮嘱我务必为他打的节拍记数。屋顶上，战斗双方正在猛烈对射，机枪射击的声音像刮风。有一种名叫“空中炸”的子弹，不停地在空中爆响，发出嘎啦嘎啦的怪叫，折断了院子里的树枝。我大声说：“爸，我听不见你的声音！”父亲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没有叫你听我的声音，你看着我打拍子的动作记数就对了。”一颗炮弹轰地在屋后爆炸了。父亲吸了一下鼻子，感到气味异常，就暂时停下来，用铅笔在停下来的地方画一道杠，凑到我的耳边大声问我：“这一颗炮弹怎么这样香？”我说：“它炸了咱家屋后的花生厂。”父亲释然地点了点头，又问：“几拍了？”他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回答，就把数字记在曲谱上，重新打起节拍，继续着听不见声音的哼唱。父亲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枪炮声开始稀疏下来。父亲说：“《劈破玉》峰回路转、潮起潮落，共计四百八十拍，你刚才记的是四百七十八拍，小有差错，要怪那一颗对花生不怀好意的炮弹。”
  解放军的炊事员担来了两筐热包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铺了一张席，包子乱滚乱爬地堆在席上。房顶上的战士轮流下来吃包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发现桌子底下有手电闪亮，就把挎在脖子上的冲锋枪向桌下一歪，叫道：“出来！”父亲探出脑袋说：“你是叫我吗？”小战士问：“你在干啥？”父亲钻出来说：“我在读曲谱，一支古曲的谱子。”小战士看了曲谱，不甚明了，上下打量着父亲，“你是啥人？”父亲说：“哦，请你等一下。”他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最后才忽地想起来，急忙跑过来掀了棉被，从我们坐卧其下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了他的教授证书。
  我认定这是父亲的一个错误，因为教授证书上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签名和印章，更加恶劣的是，证书上方居中的地方还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标记。父亲把证书捧送给小战士，小战士大概不识字，却一眼盯住了“青天白日”，急忙叫来排长一起研究父亲的证书和曲谱。排长看了曲谱，露出大惑不解的样子，又看了教授证，问：“啥是教授？”父亲说：“教是教书的教，授是授课的授，我是H大学一个教书授课的。”枪炮声又一阵紧似一阵。排长要把教授证和曲谱塞到小战士的饭包里，却塞不进去。父亲急把黑皮包递过去说：“应该装在这里。”排长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对小战士说：“你立即把他和这两样东西交给指挥部审查，指挥部就在大学里。”
  父亲被小战士带走的时候，穿着白色的短衫、睡裤，好像从床上被人揪起来，又被小战士勒令拎着皮包走，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母亲从小屋里跑出来，对父亲说：“这肯定是一个误会，你会安全回来的，会的！”父亲说：“甚好，我正要去西一斋拿一些书报回来。”
  父亲刚走出院子，街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对射声。我向父亲跑过去，说：“爸，我和你一起去。”父亲说：“甚好！”又拍着我的脑瓜儿说：“你要保护好这个东西。”冷枪像飞蝗“啾儿啾儿”地从头顶掠过，子弹撞在砖墙上，墙上“怦怦”地冒着青烟，出现了一个个麻坑。小战士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不时地在身后发布命令：弯腰！侧身！溜着墙根儿走！最骇人听闻的是：卧倒！我和父亲都一一照办。
  我十分羡慕这个小战士勇敢无畏的样子。他始终紧绷着脸，与我们保持着几步远的距离。他一听见飞机的声音，就会激动起来，咬着牙，用枪口瞄着飞机，好像盼望飞机飞过来与他较量，骂一声：“狗日的东西！”我想起了难童收容院里的杨锁，我觉得杨锁穿上军装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被带进了H大学校园里的七号楼。小战士把父亲和黑皮包交给了七号楼里的军官。军官又把父亲交给一位正在忙着打电话的首长。首长看了教授证，露出惊讶的样子说：“张教授，炮火连天，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父亲说：“不是我要来，是你的部下把我送来了！”首长说：“乱弹琴！”他向曲谱的标题上掠了一眼，笑道：“好家伙！明代古曲，是国粹哩！哈哈，我们的战士硬是把它当成密电码了！”他把教授证和曲谱装回皮包，递到父亲手中，说：“张教授，我们的战士来不及学文化，今后要加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