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

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但是，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
  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难以扭转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吴三桂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
  山海关东门城楼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城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行抵关门之时，发现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知道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一来，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黎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
吴三桂与清军入关(3)
  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剃发归顺清皇朝并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给清朝。与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另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当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加上连日作战，李军士气已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拼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联合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失利后，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军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后，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掀起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抗清斗争，其中以历史上的“扬州十史可法像日”和“嘉定三屠”最为典型。事实上，这两个历史事件一向也被并列为是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甚至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斗争不已。而就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部互相攻战不已之时，清军却不断加快了南进步伐。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城破时史史可法墨迹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于是，清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明人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对扬州人民大加杀戮，死亡八十余万，昔日繁华都市顿成一片废墟，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清军占领扬州后，很快破镇江，取瓜州，直至南京，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官军纷纷降清。五月，清军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并被押解至北京后处死。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卖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大江南北的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清，其中以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史称“嘉定三屠”。
  闰六月十三日，清政府“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使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当地民众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投降清军的明朝领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淳耀自缢，但是城中无一人投降。
  《嘉定屠城纪略》封面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又一次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与此同时，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此为嘉定第一屠。
  但是，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并控制了嘉定，但最终又被清军再次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