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

由于嘉定城内居民闻风逃亡，所以这一次清军屠杀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嘉定城再遭浩劫。除平息吴之番的造反外，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清兵所杀，此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残酷杀戮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为以后占领南方各地奠定了基础。尽管“嘉定三屠”中众多民众惨遭屠杀，但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据历史记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实属难能可贵。
孙可望与李定国(1)
  孙可望，又名孙朝宗，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人(一说陕西米脂人)，身材高大，生就一张红铜脸，年轻时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骁勇善战，虽不识文，却颇具聪明才智，并善于用兵，号称“一堵墙”，加入农民起义军后，深受了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的喜爱，被认作义子，封为平东将军。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一说陕西绥德人)，出身贫寒，十岁时投奔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转战于四川、湖北等地。李定国少年英武，人称“万人敌”、“小尉迟”，临阵必披坚执锐，屡立战功，二十四岁时，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一起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并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派兵进入四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不幸战死，大西军数十万众溃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到达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在“绝粒既十余日”的情况下，孙可望、李定国等鼓动部下发扬艰苦卓绝的勇气抢渡长江，终于杀死曾英，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大西军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并向贵州进军。
  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大西军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在贵阳，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向岭南发展，在沿海与清军周旋，李定国则主“复明”。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拔出战刀自刺抗争，众将领也一致表示同意联明抗清，孙可望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族人民争相欢迎。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随着个人地位的提高，孙可望的野心逐渐膨胀。明朝原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建议孙可望称帝，李定国等不同意。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李定国目中无他，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为防止分裂，听从白文选劝告勉强同意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从此，两人矛盾公开化。
  清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与南明永历政权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但是孙可望的要求却被永历帝朱由榔及其臣属拒绝，孙可望在任僎的撺掇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李定国对此很不满。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然而南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却江河日下。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湖南后，翌年又攻占桂林，朱由榔逃到梧州又逃南宁，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清顺治八年(1651年)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可望不接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仍派杨畏知谈判，孙虽然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南明永历政权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仓皇逃走。
  清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朱由榔接到贵州安龙，改名安龙府，并答应每年向南明永历政权“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朱由榔则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同时，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并准备实行科举考试。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清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孙可望与李定国(2)
  三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征，临行前订“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力地保证了军纪和部队战斗力。五月，北路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镇守宝庆(湖南邵阳)的清将沈永忠急忙向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李定国抢在援敌之前，从枫木岭渡江直取宝庆，消灭清军五千。六月，李定国出兵祁阳，准备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消灭孔有德军队。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取全州，张胜率右路攻严关(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一路攻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取得了桂林大捷。
  这之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明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相继归顺李定国。八月，李定国以明朝原巡抚徐天佑镇守桂林，自己又率军北上直捣湖南，连取全州、永州(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湖南衡阳)，守军闻风而逃。李定国在衡州安设官员，休整部队，准备继续北进。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又取得了湘桂大捷的胜利。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战果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
  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清顺治四年(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明末名士黄宗羲曾称赞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然而，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清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壮烈牺牲。